无处不在的感觉
杜克大学教授 马克·汉森
第一场“新媒体理论”主持人霍华德·弗兰茨教授：
上午好，我是霍华德·弗兰茨，是原纽约时报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工作。今天将由我主持新媒体理论的专家讨论环节。在此我要感谢本届文化讲坛的主办方对我的邀请。
在每位演讲者开始演讲之前我将逐一介绍他们，每位演讲人的演讲时间为20分钟。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演讲者是马克·汉森教授，他是来自杜克大学的文学教授，他的研究核心是技术在人类机构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他曾就新媒体和新媒体的具体表现形式写了许多文章，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研究、电影与媒体、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科学研究和认知神经学。他著有多本著作，如《Bodies in Code》、《Embodying Technesis》、《Technology beyond Writing》等。下面有请马克·汉森。（全场鼓掌）
长期以来，技术和感觉处于一种共存的关系中，而现在已经出现了破裂
非常感谢弗兰茨教授对我的介绍。3年前我去过北京，在那里停留了一年的时间，那时我就对中国人或者说东方人对于时间的理解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我也尝试了解东西方对于时间的理解有何差异。这段经历构成了我今天演讲的基石。我也欢迎大家就此对我的演讲内容加以评论。
我的演讲主题是《无处不在的感觉》。我认为这是一种媒体的新的方法，它不是基于认知或记忆的，而是基于人的感官的。我会同时谈到无所不在的计算机技术，我们如何将媒体理论化，以及如何将现象学和感觉相结合，最后我也会举例说明我的观点。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即技术与感觉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破裂，而长期以来，技术和感觉始终处于一种共存的关系中。我要引述一下Water Benjamin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技术能够释放或解放过去在我们的感觉世界中所无法看清的事物。Benjamin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光学的无意识性”。这与我们所说的摄影学是有关的，照片和摄影技术诞生前，视觉感官是受限的，有了照片以后，我们就能看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传统的模型。
这里我想要提出的观点是：计算机技术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我稍后会进一步谈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采取新的模型来诠释技术和感觉的关系。在这一新的模型中，技术不仅仅能增进我们的认知，更能够帮助我们拓展与世界的感觉接触面。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批判我们西方在评论技术对感觉产生的影响时所采取的温和主义路线。我现在也开始考虑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种对于经验的重新配置。我们身边的这些新的技术正被植入到我们生存的环境中。
我们需要的媒体模式，不仅仅要有记忆、记录、储存的功能，同时也必须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在当下采取行动，并指向未来
讲到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什么是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
这是Mac Wiser所创意的一个术语，它标志着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在电脑主机、个人电脑之后的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中，我们所采用的模式不再是在主机和个人电脑时代中的一人一台电脑的模式，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有无数的电脑，同时为无数人服务的这样一种模式。
在这里我还想引用Wiser的一个观点，他曾说过什么是重要的技术变革，重要的技术变革是那些能够在根本上改变科学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的一种变革。重要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科学技术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50年间，曾经出现过科学技术与人类关系的两种趋势，即电脑主机和个人电脑。如今互联网正将我们带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具有传播功能的计算机技术时代。从而我们能够实现身处计算机技术无处不在的新时代中。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能够将计算机技术深入地植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也就要求我们能够采用不同的方法令技术适应我们时代的发展。
我们能从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的变革中学到什么呢？计算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微观层面上对我们产生影响，是认知意识所无法达到的层面。换言之，比计算机技术物理上的演进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引发的感觉革命。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反复提到的新的媒体模式，我们需要摈弃以实物为中心的媒体模式，也就是将具体的一种媒体仅仅认作是对我们的感知力的理解。我们要摈弃这样的模式，而采用一种环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媒体能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需要的媒体模式，不仅仅要有记忆、记录、储存的功能，而同时必须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在当下采取行动，并指向未来。
刚才我一下子把这些概念都提出来了，没有时间详细地讲。我希望建立感觉现象学模型的目标是把感觉视为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的可感知性，我认为可以替代现象的可感知性，将感觉置于理解的从属地位。
感觉是发生在世界中的，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并不为世界带来时间，我们只是参与到世界正在发生的时间当中
那么，感觉现象学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这里有几点要谈。
首先，我们要摈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强调身心植入的现象学。我正在阅读Hersrow晚期的一些研究笔记，这些笔记和他已发表的著作相比有着显著不同，他的一些追随者和学生也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他们的观点是，在主体和身心与世界分离并随后变成了可被认知的实物之前，身心是属于世界的，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主体和客体分离前、个体与世界相互分离前发生的情况。这是我们应该重新对现象学加以思考的方式。
第二，可感知性先于理解。现象学中有“意向性”一词，讲的就是体验应该是有关感官世界本身的，而非有关从这个世界中创造出的某个具体实物。
第三，感觉是发生在世界中的，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构成实物和通常意义上的时间。这也就是Hersrow的最后一个助手即学徒Morgan Fin所说的De-presencing（去存在性）。意思是说，调和是世界自身的一种运行过程，是独立于意识体验之外的过程。我们并不为世界带来时间，我们只是参与到世界正在发生的时间当中。这令我想到了中国人对时间的一种认知，即时间不是两点间的空间，而是一种持续的过渡。De-presencing的两大特征是事物界限的优先性和它的先行性。作为一种独立的介质或实体，它的出现先于眼睛功能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意识是衍生的现象，产生于更为原始的微观对于世间一切的接受过程。当然，意识和时间意识还是依然存有其位置的，但我们要认识到它们只是从原始的经验中浮现的产物。
这里要提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在时间构成的绝对层面上或在世俗的时间层面上，体验到技术对时间产生的影响？如何去描述时间意识对于尘世的De-presencing才是充分的？后者在定义上是先行于自我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理解De-presencing？Sacher早期在研究超越自我的时候，讲到非个人的意识。他说，在无法反射的层面上，人眼就没有发挥作用。当我去追赶一列火车，当我去看时间，当我沉迷于对于一副肖像画的沉思中时，眼睛并没有发挥作用，我只是意识到要去赶这辆火车，等等。然后我纵身投入到物体组成的世界中，正是这些物体构成了我的意识的整体。
媒体能让我们参与到过程中，参与到世界共同的动态中，参与到通往未来的世界的开放性中
现在我想举一个例子作为总结。丹麦艺术家Lisen在2004年创作了名为《你的色彩记忆》的作品，这是一件拟真的全景色彩装置艺术作品，其目的在于提供残像的体验，从而引发人们对于色彩感觉的经验式的思考。一旦进入作品当中，你将看到四周的墙以30秒为间隔变幻色彩，观众逗留一段时间，就能产生残像的效果。
Lisen是这样描述这个作品的：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布满红色灯光的房间，我们的眼睛会做出反应，以约10-15秒的滞后时间产生绿色，使红光看起来不再那么强烈，甚至被抹除；如果房间的颜色从红色变为无色，那么眼睛将会看到一种奇怪的绿色残像，在你的色彩记忆中，一种颜色衰弱并转至另一种颜色需要30秒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一种颜色慢慢浮现、清晰，随后逐渐消失，并出现另一种颜色。如果你进入房间时房间是绿色的，大约在10秒钟后你会产生一种橙色的残像；如果装置从蓝色变为黄色，那么你的眼中残像则将由橙色变为紫色。所以，不同的人因为进入装置的时间和逗留时间长短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体验。
就这个作品，我想谈两点：首先，作品所引发的体验的时间结构与Hersrow模型中的时间意识的时间结构是相类似的。正如保留性的沉淀影响新的存在的产生，它也能调解色彩的出现机制，关键的区别当然是时间框架。在Lisen的装置艺术中，暂存性直接产生于大脑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即对于外部光照、光的波长的反应。第二点，Lisen的作品卓有成效地探索并拓展了身体与心理的划分，即客观存在的光的波长以及对色彩性质的感知。我们通过持续存在的当下，参与到世界的时间流逝的过程中。
我希望强调的是：以上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去理解媒体。媒体不再仅仅是记忆的补充，不再仅仅是过去经验的记录、储存、传输方式，而是能打开通往时间共同性领域之门的一把钥匙，它的发生是独立于意识以外的。在这样的环境模式下，媒体能让我们参与到过程中，参与到世界共同的动态中，参与到通往未来的世界的开放性中。
那么，这些与我所讲的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有何关联呢？这一艺术展品本身并没有使用植入于环境中的任何计算机技术，但是它却恰恰向我说明了周边的作用和感觉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在设计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环境时，就需要让它们发挥此类作用。从定义上讲，感觉本身是无定向的，与有意识的体验是不同步的，也是不成比例的。在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环境中，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研究媒体对经验产生的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场鼓掌)
思考虚拟世界的历史
哈佛大学教授 大卫·罗德维克
主持人：感谢马克！下一位演讲者是大卫·罗德维克教授，他是哈佛大学视觉与环境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和多部著作，如《电影的虚拟生活》、《数字的解读》和《新媒体诞生后的哲学》等，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时间机器、差异的困难、心理学分析、性别差异和电影理论、批判现代主义的危机和当代意识形态。（全场鼓掌）
没有任何概念是可以独立于历史或时间之外的
我很高兴能在马克的演讲之后做演讲，因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我们都期待当代艺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重构我们与数字技术有关的历史体验和感觉体验。因为我是从事电影研究的，所以我还是回到自己的老本行去研究电影在这一语境中存在的问题，并谈谈我在自己的几部作品中是如何解读一些历史问题的。
我本来以为我有30分钟的演讲时间，所以现在我只能挑重要的部分讲了。今天我将通过电影媒介的各种例证（无论是否存在连续性），再一次探讨电影在21世纪被赋予了何种形象。
我对电影的实际形象有过深入的思考，并在我的上一本书《Reading The Figures》（《阅读图像》）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加以了阐述。在上世纪90年代，我又在考虑文化评论以及针对数码文化的学术和批评研究，是如何追求具有深远意义的模拟技术和数码技术的历史分离的（当然是由数码代替了模拟）。《Reading The Figures》中已经提出主要的观点是，作为时代的艺术，摄影、电影，甚至是模拟的影像，必须被纳入到Virtual（虚拟）的系谱中来。
我在过去10年中从事的许多工作都是在研究Virtual（虚拟）的概念，并试图对其隐含或激发的复杂的中间关系的概念加以澄清。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的：
首先是历史。从历史上讲，从大多数标准来看，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间的关系存在一种持续性，这个论点我希望能够结合电影虚拟生活的特性更为深入地阐释。同时，我又断言在这一系谱中的确存在破裂。马克刚才讲到的也让我非常欣喜，他介绍了他是如何以微观感知的方式处理时间的转变，对此我很期待。
第二，Virtual（虚拟）的含义远远超过了我们在一般语境下认为理所当然的意义。如果大家认真地读一读《Virtual Life of Film》（《电影的虚拟生活》）这本书，就会注意到我为Virtual（虚拟）提供了7种相互重叠相互关联的含义，事实上也代表了研究这一概念的不同方法，有时相互支持，有时相互矛盾。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我如何去探索一种深远且复杂的张力。即一方面电影是非常独特的单一而深奥的现象学经验，另一方面，讲到电影在历史上的形象，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电影应该仅被作为源自19世纪的媒体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它包括计算技术的系谱学，以及扫描、电子记录和传输的系谱学。对于电影学者而言，这是一个谦逊的想法，因为电影的历史可以通过一种回溯的方式，被理解为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更为宽泛、复杂的电子及计算技术环境史的一种脚注或引申。我用来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方法是始终牢记一点，即没有任何概念是可以独立于历史或时间之外的。我的建议之一是将任何可以看到或谱写的历史作为不连续的序列。
媒介是邂逅的发生地，它设定了逻辑和道德的范围及可能性
可以这样说，在数字的宇宙中，并不存在电影、摄影、图像和声音，因为计算机只能识别出象征性的变化和算法的运行，而输出结果是完全不可知的。我们过去曾使用摄像的模型去思考一个图像，认为它是对于存在空间的一种有限的扩展。正如我在《Virtual Life of Film》中提到的，电子图像并不是单一的，因为电脑的屏幕是处在不断刷新重写过程中的。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当代电影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也就是“指示性”的问题。
20世纪的电影制作人，尤其是印象派制作人，都非常注意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使用电影，特别是在表现一种主观的极端的精神状态时。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地知道，在电影中，主观必定要通过客观才能体现。电影的力量在于其与客观事物以及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着许多鲜明区别，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电影人都认为电影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即使是在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导演中，在这个时期也都是崇尚现实主义的，争论在于如何去展示现实主义应用于社会及艺术领域时的力量。当时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如此多的学者都对于指示性问题这样感兴趣，以至于从数字时代回到了所谓经典电影理论的时代。
我想，我们面对新出现的本体论、数字艺术和数字沟通，还是存有疑惑的。我们尝试着通过理论来重新为自己找到方向。所有模拟的表现形式———摄影、电影、记录或声音都是具有历史的，它们是对过去存在事物、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记录。每一张照片最初都是一份记录文件，随后才可能被赋予其他功能。因此，现在要问的问题不是电影何时会消失，而是为何我们刚刚才注意到这种体验就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那么，媒介的概念在这个语境中是否还有作用呢？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并运用这一概念。18世纪末，乃至整个19世纪，美学哲学领域中新兴出现的，根据身份、重要相似性等标准，将艺术媒介孤立起来。但在数字创作中，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媒介，其核心是运算。
在Stanley Kevell对于媒介概念的研究中，我认为最原创而引人注目的是，他要求我们不要将媒介视作是一种物质或本体，而是视作一组开放的可以不断修改的可能性。艺术或哲学并不问什么是媒介，而是问媒介有何潜力，这种潜力是否能创造出价值。当然这些潜力可能会受到局限，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局限性本身又是开放的，总是以一种无法预期的方式存在于创作或批评之前。这要求我们不断尝试改变，探究矛盾背后的真相，因为媒体或艺术类别是以未来为导向的，是在不断寻求变化的。
我想这样来阐释媒介的问题：媒介是邂逅的发生地，它设定了逻辑和道德的范围及可能性。这可能是我在《Virtual Life of Film》中尚未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什么数字影像或媒介这么难以描述呢？在《Virtual Life of Film》中我始终坚持的一种措辞上的和概念上的姿态，就是不断回到时间这个问题上去，探索我们是如何通过共同创造出的媒体来生存并体验暂存性的。
我们的存在性是由多个不连贯的过去所构成的，我们持续存在于每一个流逝的“现在”中，而每一个流逝的现在都是由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构成的。
每一种艺术的媒介都是不断创新的，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新的材料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艺术媒介
要了解现今的屏幕文化，就有必要吸取重要的历史经验。电影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所有的历史视作是电影，并因此饱受折磨。电视也一度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电影。事实上，因为我们将电影视作是一个事物，我们对于开放的可变的电影媒介的理解也就受到了限制。如果大家接受我今天所述的观点，每一种艺术的媒介都是不断创新的，我们就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新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艺术媒介。
媒介考古学告诉我们，屏幕上的影像有着多种且并不连贯的历史，也并不一定都会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领至剧院式电影的典型形象。换言之，我们对正在出现的“未来”的理解，可能会由于挥之不去的过去的某一影像而受到阻碍或无法看清未来。
在今天演讲的最后，我想谈一谈我所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Jeff Wall、Victor Burgeon、Tony Ursula，但是我想举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Ken Jacob的近期作品，即2006年创作的《资本主义和童工》。这个作品长达15分钟，我们没有时间完整地看，我想我们可以观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随后我会将视频静音并做一个总结。
（全场观众观看影片）
我希望我们能继续看下去，但是现在必须做一个总结了。我想Jacob的作品本身已经提出了一些可供大家讨论的观点，去思考我所提出的这一命名危机和对于影像的历史性意识。对于这样完全的数字作品，我们有何权利？又应采用怎样的标准才能将这样的一个作品称为移动的影像？它在移动特征和影像结构上与我们典型的影像或电影是如此不同。Jacob在作品中对模拟影像进行了重新的编程，展现了另一种思考历史以及可能的虚拟影像系谱的方式，并带来了两个后果：首先，是对美学和技术历史的补充；其次，试图以一种新的强烈带有质疑的暂存性来取代一种摄像视角。这是我在研究Jacob的作品时所提出的试验性的概念，即“质疑的暂存性”。这与电影是相关的，但又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和童工》因而向我们展现出令人迷惑和不安的讽刺与悖论，这既是认知上的，又是具有历史性的。（全场鼓掌）
新媒体与弗洛伊德的恐惑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刘禾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卫，我们的下一位演讲者为刘禾女士，她是人类学教授和汉语言学教授，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她也是筹办本次论坛的一位组织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翻译学理论、文学、现代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她的著作有《跨语言的要素：文学、民族文化与翻译理论的统一》、《帝国间的冲突：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发明》，她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就已经开始致力于从事新媒体和心理分析领域的研究，并就此撰写了《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写作和无意识的未来》，有请刘禾教授。（全场鼓掌）
数码媒体(Digital Media)的诞生对于人的认知和感知方式提出了很多新鲜的问题，它同时也对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比如，我们应如何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如何思考人脑与电脑的关系？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我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但人们在思考上述问题的时候，考虑得比较多的还是电脑交流网络与大脑神经网络之间的类比关系，而往往忽略信息论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存在的那种历史联系，以及弗洛伊德的恐惑论（The Uncanny)在人工智能研究和数码影像方面为什么又有重新抬头之势等问题。
今天，我想从新媒体或者数码媒体的视角，重新审视弗洛伊德曾经对恐惑的心理现象提出的那些解释，而他的论述反过来对于我们认识新媒体的启发。
我希望从克劳德·香农开始讲。
“终极机器人”对所有接触它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香农创始了信息学理论，并且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工作于贝尔实验室。他创造出了一个奇特的名为“Automaton”终极机器人的玩具，我从一位艺术家那里得到了这个“终极机器人”的复制品。这个机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反馈机制，它的功能就是把自己关闭。
在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科学作家Arthur Clark当时正在美国研究战后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他就生动地描写了他在贝尔实验室中看到的香农的“终极机器人”。他写道，“这个装置看上去极为简单，是一个木质的小装饰箱，大小就像一个雪茄烟盒，一侧有一个开关，触碰开关后，盒子会仿佛生气般地嗡嗡作响，盖子缓缓打开，从底下升起一只手。手往下伸，关掉开关，随后缩回盒子里。盖子也再度关闭，嗡嗡声停止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如果你毫无准备的话，这个装置产生的心理影响可能是非常令人难忘的。这样一个机器唯一的功能就是把自己关闭，这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终极机器人”能够给任何直接接触它的人一种清醒的体验。Clark注意到了这个机器对所有接触它的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都要花上好几天才能从那种震惊中恢复过来。换言之，我们应该把香农的“终极机器人”作为一种“毁灭本能”（Death Drive）模拟模型来看待。
从“熵流”到“信息熵流”
“毁灭本能”是弗洛伊德猜想中最具争议的理论，它与热力学七大法则中“熵流”这一概念有关。Erns Jones主张，弗洛伊德通过提出“毁灭本能”的概念，希望建立起稳定性原则与热力学第二法则间的关联。弗洛伊德尝试去解释所有有机体寻求平衡和毁灭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他认为人类和所有的生物都有一种走向死亡的趋势，从而回到无机物质的状态。他将这一趋势称为“毁灭本能”，有时候也翻译为“死亡本能”。
在热力学中，我们知道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有被耗尽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是不可倒退的。我们以熵流加以衡量，这是热量除以温度得到的一个值。热力学第二法则规定了能量的流动方向，例如热量永远是从高温处流向低温处，同时也规定说封闭系统中的熵流不会减少除非受到外因的影响。Erns Jones持有与弗洛伊德提出的毁灭本能不同的观点，他精确地通过热力学原理提出，只要生命体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们就可以从外部获得能量，并取得负熵流。
根据这一论点，Jones认为弗洛伊德将“熵流”和“毁灭本能”结合起来的尝试是失败的。弗洛伊德时期的不少心理分析学家也认同这种观点。而在1931年参与国际心理分析学报辩论的学者们也认同这种观点。但辩论并没有得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有关“熵流”和“毁灭本能”间关联的理论始终受到批评家的关注。
上世纪70年代初，Anthony Walden决定开始以控制论的名义对弗洛伊德的“熵流”原则加以批判。Walden认为弗洛伊德的神经网络学说预示了作为信息处理系统的当代的人脑模型的出现，而且弗洛伊德几乎预见到了控制论，但是由于灵魂的生物能模型以及他对于开放及封闭系统间区别的并不完美的理解而受到了阻碍。
从严格意义上讲，香农对“熵流”做的隐喻式的改动其实也无法通过热力学第二法则的考验。就像其前辈弗洛伊德一样，香农借鉴了热力学第二法则中有关熵流的概念，并将其从能量的衡量单位即热量，转换为信息的衡量单位即二进制位。这是香农最为著名的理论，他基本上对信息熵流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显示出信息熵流衡量字母序列或信号中的随机性，香农将这一熵流的概念作为其通信的数学理论体系的核心。
弗洛伊德的恐惑论对于当前新媒体的理论思考，至少具有三方面意义
生物、能量和信息系统间的关系以及熵流作为媒介的作用，是科学史学家十分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但并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后生机论”对于有机和无机区别的认识如何令数字媒体中的人机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尤其是这种认识如何冲击我们与自动化之间的关系。我想重新来审视弗洛伊德的“恐惑论”，令其与自动化、影像制作和数字媒体的最新发展产生联系。
弗洛伊德分析恐惑心理的经典论文发表于1919年, 题目是 “Das ‘Unheimliche’”（意即“恐惑论”）。我认为，这篇论文对于当前新媒体的理论思考，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在当代视觉文化和所谓后现代艺术中，数码动画和机器人日趋逼真，其造成的各种恐惑心理反应，已迫使新媒体理论家不得不回到弗洛伊德的那篇经典论文，去重新认识现代人的审美趣味。
其二，假如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数码媒体的确有某种解释力的话，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进一步追问，在弗洛伊德那里“恐惑心理”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究竟有什么含义？正确理解并回答这个问题，对今天数码媒体的研究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弗洛伊德当年的研究所针对的，正是德国浪漫主义名作家霍夫曼的著名小说《睡魔》(Der Sandmann）中出现的机器人。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前关于自动机（Automata)、数码影像、人工智能工程等方面的重大进展，在我们今天回顾弗洛伊德的研究和理论的过程中，是不是能有更新的理解和启发，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数码媒体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
在新媒体发展中，有关恐惑心理的论述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事实上，弗洛伊德对于“恐惑心理”的论述，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工程的研究。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在1970年提出一个“恐惑谷”的假说，他指出，如果机器人与真人的形象过于接近，那么它就会滑入“恐惑谷”（the Uncanny Valley)，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反应。他这一假说的理论来源，就是弗洛伊德1919年的那篇经典论文。
近二十多年来，好莱坞高科技电影在数码影像合成方面的实践，使得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印证，成为好莱坞赢得高票房的利器，也构成今天好莱坞数码影像不可或缺的心理学原理。
最后我想以一些图像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是一项已经启动的“Uncanny Valley”（恐惑谷）研究，一些德国的神经学家们还在继续推进这一研究项目。这对于电影的研究也颇有意义。（播放图像）
例如这幅图当中有一个会动的婴儿，这个图像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电影的评论家们也开始将其称为“Uncanny Valley”效应。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一定都认出来了，这是电影《极地特快》中的一个场景，同样也与森政弘提出的基于弗洛伊德的“Uncanny Valley”的假设相关。这里大家看到的是魔幻电影《贝奥武夫》的场景，可能很难辨认出来，这并不是女主角本人，而是被数字化的男女主角，他们通过安装在脸部的传感器来建模型，这是完全由计算机创作的，并非任何东西的复制品。
1988年的好莱坞动画短片 《锡玩具》, 2004年的《极地特快》，以及2007年的 《贝奥武夫》都在“恐惑谷”的极限上做了各种不同的尝试，有的获得很高的票房，有的则票房极低。这些都与“恐惑谷”现象有密切关联。这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实际上，无论是弗洛伊德有关恐惑心理的论述，或者是森政弘的“恐惑谷”假说，在未来的新媒体和数码影像以及各种机器人、自动器的设计和应用方面，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全场鼓掌）
“御宅族”也是生产力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 托马斯·拉马雷
第二场“新媒体与社会实践”主持人包卫红教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专家讨论，就新媒体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认知、暂存性的新模式以及身体与机器的交融结合和人类主体的命运。在下午的环节中，我们将从理论的讨论走向对于社会现象的探讨。
这个环节我们有三位演讲者，第一位演讲者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托马斯·拉马雷，他对当代的日本视觉文化颇有研究，写了不少有关日本当代视觉艺术的文章，他的演讲题目为《“御宅族”也是生产力》。（全场鼓掌）
不能把媒体看作是孤立的、稳定不变的，必须经常想到媒体所创造的现实和媒体的互通性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届文化讲坛。我今天要谈的是：新媒体是如何转变了不仅是粉丝或发烧友的行为，还转变了我们对于接受、制作、传播和消费的看法。
我想特别谈一谈日本的“御宅族”即发烧友文化。它发源于东京被称作“秋叶原”的区域，就发烧友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是很多男性“御宅族”活动的地方。从人数来讲，这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有关发烧友文化的地方，但在以前的很多研究中都被忽视了。
很多人在讨论新媒体的时候，谈论的多是新媒体如何改变了媒体的概念这一话题，但我认为必须从媒体的本体论中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媒体看作是孤立的、稳定不变的。有关一种媒体进入另一种媒体的方式方法以及它们所作的衔接，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媒体所创造的现实和媒体的互通性。
发烧友文化在这个领域显得极为重要。有很多文章和研究都认为，发烧友是在产生“新的意思”。当我们说到“御宅族”的活动时，基本上都是一些典型的活动，比如动漫真人秀，就是拷贝动漫漫画中明星的服饰、装扮、行为，以及根据正式发行的漫画来创作一些业余的衍生漫画作品，相关的电子游戏，在网站上登载趣事，翻译作品等等。对于这类活动，文化研究者多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发烧友在卓有成效地做事，但只限于产生“新的意思”。
亨利·詹金斯对于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在《媒体融合》这本书中提到，发烧友们所得到的是处世的信心，得到的是做各种事情的技巧和能力。我觉得，他的观点与文化研究模型的看法没有多大的不同，即发烧友们在产生“新的意思”，使他们有更大的力量或更强的能力去做事。
如果由此来看相关企业的利益，那会更有趣。企业只是有兴趣为发烧友生产其所需的跨媒体的系列日用品。但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常常失败。有时他们能成功，但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电子游戏、动漫等在全球很流行，而且仍在发展，但很多企业最初并没有预期到会有这样的发展，也没有真正在其日后的企业战略中体现出来。不过，这种发展形成了一种模式，有些人称之为“不合法的进步”，即版权受到了侵犯，产品被不合法地拷贝而行销全球。这种咄咄逼人的商业模式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企业来说，是完全没有认识到的。
消费的人就他的消费来说也是一个生产者，他生产自己的满足感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发烧友文化及其与媒体的关系，我想提出“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我会引用一些资料，首先来看日本的公共政策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的。这里有一份经典的材料，取自日本政府的白皮书，以及其他行业的简报。
日本政府的反应中最有趣的，是他们万分惊讶，因为突然间有关电子游戏、动漫等所发生的一切变成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他们感兴趣的是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专程到日本来看新上映的影片或其他新作。而这些才是日本真正的经济体。政府也制订了新的政策试图刺激这类发烧友活动。
这些提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的，只是说些现代化、理性化、多渠道融资等之类的话。我给你们看这些资料的目的，不是要讲日本政府具体提出做什么，而是想说，从公共政策来看，这些发烧友活动似乎是真正的生产，他们将其作为生产力来看待。他们对发烧友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变化，并不关心，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商业模式。
很多白皮书都是这么讲的，发烧友为经济开发了一种横向的分布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日本的产业结构所缺乏的。所以，他们想从发烧友活动中学习如何产生促进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新的商业模式。日本政府将此看作是生产力，不是因为有“新的意思”，而是因为可以赚到钱。
另一个方面，政府还感兴趣的是“软实力”。我想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产品在全球的销售会树立日本的正面形象，因此而创造所谓的“软实力”。
我在这里想直接引用科尔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在新自由主义中，有一种“经济人”的理论。“经济人”不只是交换过程中的伙伴，他本身就是创业者。消费的人不是交换的条款之一，消费的人就他的消费来说是一个生产者。他生产什么？简单地说，他生产他自己的满足感。我们应该把消费看作是企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消费者用自己所支配的人力资本生产自己的满足感。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新自由主义，它都是对发烧友活动这类现象很好的描述。不是把发烧友活动看作是对他们所接受的东西赋予新的含义，而是看作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并可以归入产业的新商业模式。
实际上，在发烧友活动中，消费者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而是被看作是创业者模型中的生产者。正如科尔所指出的，这是出自经典的有关消费者的看法的一种变化，根据这种经典的看法，我们有时候消费自己所生产的东西。
是新媒体的力量导致了“御宅族”的形成
在新自由主义中，也提及了当代的状况———一切都是创业式的生产。我们在很多故事中看到过这种情况，也在很多动漫中看到，实际上，这几乎被主题化了。在有些来自秋叶原的电子游戏中，“御宅族”会执著于自己的天才，比如，在《天才》这部电子游戏中，一帮朋友开了一家电子游戏公司，要占领该行业在全球的市场；或是目前最流行的动漫《女仆》：一个女孩装扮成一个女仆，让人惊讶的是，她在“女仆咖啡厅”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表演。在《女仆》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朱迪思·巴特勒所指的赋予身体新的含义，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创业精神的形成，是消费与生产的界限的彻底崩溃。
所以，人力资本是由什么组成的？如果我们沿用盖里·柏克尔的经典理论，他说，用日本做例子最好，这个国家在被战争摧毁后是如何恢复的？在没有多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他们所依凭的就是人力资本。什么是人力资本？就是可以不断改善的能力、创业的精神，不只是基于你从学校里所学到的，或是父母喂养你的食物，而是基于一切相关的方面，以及各种文化的刺激源。
这些发烧友的活动就是人力资本的一种标志。他们在下意识地表述他们自己是创业者，是“人力资本主义者”。例如，在畅销书《秋叶原》（也被拍成了动画片和电视连续剧）中，你可以看到一群孩子学习如何成为“人力资本主义者”，他们相互协作，设法从周围人的身上去摄取人力资本；6个孩子凑在一起，相互发现各自的背景、技能，合在一起，然后直接去面对日本最大的公司，成功地争取到了生意。它不是基于生产或消费，而是基于创业精神。当然，这与交换价值的概念也并没有不吻合，因为这实际上是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具有交换性。
我并不是反对这个概念。我想指出的是，当发烧友活动与劳动力市场接触时，我们看到了一种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新的工作，一般是传播或信息之类的劳动，有创造力的、虚拟的，也正是马克所说的根本不是工作，就像是艺术家或搞创作的人，一般含有某种带有情感性质的，需要服务、培育和保护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属于文化刺激源的因素。
如果采用人力资本模型的话，那就会很清楚，为什么日本的公共政策是这样的。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是，政府觉得应该给企业作引导，因为它也一直在这么做，但问题是，信息社会并不是集中的，也并不是没有消费者的。日本政府的对策是，越来越强调“软实力”和民族主义。如果你不能做到集中化，不能找出消费者来接受信息，你就不得不讲软实力和民族主义。政府制定有关“御宅族”的政策的同时，他们也试图改革“御宅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倒是更热衷于重新赋予“新的意思”，而不是“御宅族”自身。
所以，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去理解新媒体的力量，并试图解释这些力量是如何导致了“御宅族”的形成。（全场鼓掌）
新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逻辑
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 兰迪·克鲁福
主持人：接下来为大家演讲的是兰迪·克鲁福教授。他是德克萨斯A&M大学亚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兼任该校的研究教授。这之前，他还曾在东亚地区从事过许多重要的工作。他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副教授，也曾在中国江西省从事过教学科研工作。他目前的研究领域是互联网在社会中扮演的作用，研究方向是互联网对亚洲社会的影响、亚洲的政治传播与组织、信息技术对于当地的影响等，以及国家（民族）传播的跨文化要素。最新著作有《亚洲与互联网的邂逅：亚洲的转变》，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合理性，他还参与编写了《公民社会与中国社区》一书。2003年，他的论文《新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获得了Walter Benjamin媒体生态学优秀作品奖。（全场鼓掌）
新媒体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沟通
大家好！我是江西老表。我很高兴来这里作演讲。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媒体每天要面对的变化，也使我们静下来去思考这种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想展开讨论的内容是国际关系中新媒体的逻辑。我想探讨如下问题：第一，探讨数字化信息源的启用影响公众了解国际关系的途径；第二，推测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做法所带来的影响；最后，提出能够解释其中逻辑的理论框架。我将从两个层面考虑这些问题，一是传播的层面，新媒体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我们是如何互动的；另一个是社会的层面。
公众意见并不决定外交政策，政府要制定的政策还是会制定的。但是，公众所想的东西与政府所能做的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可能听说过所谓的“CNN效应”：一旦CNN播出了拍摄到的镜头，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选择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某些限制。
在外交政策上这更关键，其原因就是所谓的“依赖理论”。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都要依赖我们的媒体。就公共政策来说，我们有可以借鉴的直接经历。比如，最近在美国有关医疗保险的争论。人们很热衷这个话题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有个人的切身经历。这种个人经历会影响他们对政策的理解。但就外交政策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很少有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直接经历，我们的经历很有限。所以，我们对外交政策所涉及的问题的理解就一定会受到限制。
我在这里想提一下一些先驱者的理论。法国社会学家杰克·罗伊提出了“文字的屈辱”，他认为，随着视觉媒体的出现，文字受到了屈辱。文字有某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量，一旦视觉媒体介入后，这种力量就丢失了。本杰明、罗伊等人所代表的媒体学理论也认为，文字可以让我们进行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而图像却不能。因此，一旦将图像用于对公众的叙述，就失去了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思维。
曼纳维奇认为，新媒体用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沟通。卡斯特尔提过所谓的“网络社会”：我们正在从纵向的分层社会走向横向的网络结构。
新媒体把信息切成小块，一口一口地让你吸收，没有时限，并融合不同的逻辑来创造更丰富的体验
接下来，我想说明一下我所指的“逻辑”。我认为，每一种媒体形态有不同的逻辑，换句话说，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媒体形态的逻辑直接关系到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就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言，我们要考虑其三方面的价值：一，它有没有给我们正确的信息？有没有给我们所需的所有信息？是不是及时？二，有没有给我们可用于解释这些信息的框架？三，它给我们的信息有没有引发深思熟虑的视角？有没有帮助我们有意义地、批判性地去思考所呈现的问题？总之，媒体要实现其价值，尤其在国际关系方面，我认为这三个方面都不可或缺。
此外还有三个互补的逻辑：第一种逻辑是叙事逻辑。信息呈现的方式是有序的、井井有条的、有头有尾的，叙事逻辑是目标导向的，而目标则是由讲述故事的人决定的，叙述的框架可以稍作变动，但根本的目标不能改变，除非信息是强加给我的。比如，电影、小说，甚至新闻报道等，用的都是叙事逻辑。
第二种逻辑是对话逻辑。我的权利不比你多，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但我们都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你可能会需要一个这样的对话，但结果与你所想的很不同。这就是我所指的对话逻辑。其进程是由互动性而不是由叙事形式所决定的。
第三种逻辑是数据库逻辑，这里的控制权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叙事逻辑中，控制权在讲故事的人手里；在数据库逻辑中，控制权在接受者手中。接受者决定他们要什么样的信息，他们什么时候要，以什么方式要，然后他们去得到它，所以是控制导向的。
互联网就是数据库逻辑。它把信息呈现出来，接受者是按照我要什么、什么时候要、如何要而去接受的。传统的媒体所提供的交流通道很少。“给编辑的信”是一个例子，但其力量相对于新闻编辑的力量来说要小得多。新媒体通过让参与者之间的距离最小化而给交流提供了更大的潜力。
互联网中的信息是有组织的。它针对热门话题所能提供的信息远比任何人多。当人们做信息搜寻时，一般不会看多于3页的信息。换句话说，你看前面的3页，如果找不到你所需的信息，你通常就放弃了。
有关数据库逻辑，维基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提供给了我们以前所没有的信息。让我们来看维基网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的信息，我特地选这个话题，是因为你们对这个话题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经历。所以如果我想知道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的情况，通过维基网能看到图片，还有对所发生的事的详细解释。如果我要更多的信息，我可以去网上找到用户制作的有关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的录像。为了与我的同辈同步，我想去看Facebook。我发现了叫作“利比里亚童子军”的兴趣小组。这是一所美国中学对利比里亚内战做的一些研究，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兴趣小组。最新消息，该兴趣小组已经有108名成员了，太好了。他们可以继续邀请新的朋友加入。而你也别忘了把自己的意见、建议等留在建议板上，等等。
举这些例子，我是想说明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问题正在进入新媒体。这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对我们的看法有没有影响？新媒体有很多的优势。比如，信息的及时性和相关性，没有叙事的限制，你可以把信息切成小块一口一口地吸收，不像晚间新闻30秒报道那样有时限。你可以把多种逻辑组合在一起，你可以融合不同的逻辑来创造更丰富的体验。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了可以用互联网增加人们对新闻事件的了解。
技术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表现我们的价值和欲望；技术并不塑造我们的社会，但帮助我们实现想要的目标
然而，总是有一个“然而”。信息的量妨碍了人们去理解所有的信息，面对太多的信息，如何去找到所要的信息？对信息的排序、放置等操作决定着用户处于不利的地位。比如由维基网上的信息引发的争斗：不同派别的政客编辑关于自己的介绍，以使其经历给人留下更正面的印象。
互联网给碎片化的受众提供专业的信息。受众越来越碎片化，我们很少有相同的文化经历，因为我们依靠不同的信息来源。让我们与以前读报纸的经历作对比，当你浏览报纸时，你发现了一些你不期望看到的信息，甚至不知道会对某些文章中的信息感兴趣。如果我早晨问你对利比里亚内战感不感兴趣，你或许会回答“不”。但如果在那里放一张很有趣的图片等，或许就会把你吸引进来。
正如卡斯特尔所说的，技术实际上是在进行控制，我们以为是提供了质量，但事实上是在控制，尽管是在个人的层面上。我们希望更好地控制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而不是去控制其他所有人所能接触到的信息。
最后，我作一些试探性的结论。我认为，早期电子沟通领域的革命，如电视等，改善了对公众的信息传播，其原因不是它改变了叙事逻辑，而是它更好地应用了叙事逻辑。它比报纸讲的故事更生动，通过很多好看的视觉镜头，通过很多好听的音乐等，使它讲的故事更令人信服。而新媒体用一种数据库逻辑，去传递另一种逻辑，如录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导的逻辑，我们对信息仍然能控制，仍然能把自己与其他的公众传播分割开来。
碎片化的受众和信息源削弱了创造国际关系中的任何问题的宏大叙事的能力。新媒体的出现并没有很大地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它所做的是在某一部分人中引发了兴趣，它集中了跨区域的一群人的兴趣，但它没有改变整个受众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互联网对商业模式、对媒体企业带来很多扰乱，但对我们谈论国际关系的方式并没有带来扰乱。由于我们没有统一的受众，有时我们发现向人们解释国际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对那些非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可能会碰到越来越少的信息。
技术并不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是表现我们的价值和欲望；技术并不塑造我们的社会，但帮助我们实现想要的目标。我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听我的演讲。（全场鼓掌）
报业正在经历的选择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尹明华
主持人：接下来的演讲者是尹明华先生，他是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先生与中国的许多高等学府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诸多大学的荣誉导师或客座教授。他今天的演讲主题当然也与新闻学有关，题为《报业正在经历的变革》。（全场鼓掌）
互联网无与伦比的传播特性横空出世，给予新闻业带来的震撼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我要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同行和学者们问好。
虽然我们相隔重洋，但是距离从来不是问题，尤其是就“新媒体和社会变革”这个话题。弗里德曼认为“世界是平的”。他非常了不起。从21世纪开始，世界完全“平”了，只要你有宽带，有热情，你就永远不会被边缘化。一个个个体，通过网络实现了和全世界的连接。
今天，东方和西方，我们正在经历的和要去面对的选择是如此一致。因为互联网开启了以极低的成本，进行即时在线的全球沟通，这种无与伦比的传播特性横空出世，给予新闻业带来的震撼和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已经有105种报纸宣布倒闭了。在中国，最近关闭的第一张大报是《中华新闻报》。从书籍、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大众媒体每100年出现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撼动人类的文明结构。问题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的消亡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的结果？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应该是前者。那么，报业果然是处于一种已经开始的“自杀时代”吗？
我注意到，美国同行说的是，新闻业处在一个罕见的历史时刻。
这种说法并不为过。我首先可以和各位来分享的是，目前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及中国报业正在做的一些选择。当然，要描述正处在巨大变革中的一个产业面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任何变革所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又是如此不同。
在中国，2006年建立了一个数字报业实验室，这是一个促成创新、共享试验成果的开放型组织。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发布发展纲要，明确表明大力发展数字报业。然而，最为五彩斑斓的还是各市场主体的报业集团本身所开展的尝试。任何新的介质，都进入了报业出版人的考量眼光，光盘、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手机、PDA、阅读器、显示屏等。一般而言，利用数字技术重新规划报纸的行业边界和业务形态，推动多元传播格局下报纸出版方式和经营模式的转变，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认同。报业渴望继续拥有独特的价值并为自身未来的生存提供长期保障。
在这种渴求之下，许多传媒机构都在探索实践，各有不同的路径选择。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提出4i策略，发展了手机报、电子报、电子杂志和公共视屏，在代表报纸未来可能的替代方式的新媒体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在中国，手机媒体正在成长，处于爆发前夜；电子杂志表现手法多元但是盈利模式未见；运用电子纸技术的移动阅读器和书的关系已经建立，但是，这和注重即时传播的报纸是什么关系，则众说纷纭。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开展的实践包括制作没有纸质出版、仅仅发送给手持移动阅读器读者下载的《新新闻》，每天11个小时整点出版50个版面，读者还可以自己上传自制的版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尝试了移动、互动、实时、无线、易下载、线性传播、数据反馈、个性化等课题。我们推进“以互动为特征的网站建设整合”。解放网围绕“互动”特色，突出读者与新闻之间的互动功能。读者的评论、提问会显示在新闻网页上，同时新闻的受关注程度决定了其在解放网上的排位。
但问题仍然不是信息太少而是太多。在实践中，我们不知道怎样有效使用其中的大部分信息，这就使得信息过多反而让我们知道得更少。我们想通过现代通讯技术把事情变得更简单，但是将事情变得简单又总是很艰难。
于是，我们在开展新媒体内容研发的过程中，已由表及里触及报业内部流程的改造和信息流的管理。这是一个大课题。这方面，我们尝试了建立即时播报记者队伍、开展记者新媒体体验营等活动，用多元手法增强采编团队对新兴技术传播载体和手段的敏感和活力。同时通过对信息数据的分析反馈，改进传播质量和不断增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
在对外关系合作方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积极寻求多元联合。早在2006年，我们曾经倡导组建中国报业内容联盟，以提升报业向互联网低价提供的内容价值。但是因为不能摆脱“囚徒的困境”的效应制约，这个联盟最终未能成功。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向互联网学习和与一些成功的门户网站进行必要的合作。为此，我们与新浪结成了战略联盟，同时与搜狐和腾讯进行多种形式的项目合作，充分利用民营企业为主导的网络市场运作经验和能力，推动新媒体发展。
我们需要通过合作与分享去证明，我们可以共同面对，我们不是一个。
所有的进步起初总是来自于不被看好的决定。中国同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些报业机构建立一种全媒体复合出版中心，以新闻采访编辑制作中心为轴心，记者们被训练成为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卡、照相机、摄像机、智能手机的全能型人才，记者采集到的新闻被制作成文字、音频、视频、动画、图片等不同形式的新闻产品，就像一个中央厨房，再制作不同产品进入各个传播通道；一些报业机构致力于自己网站的变革，努力打造平台，成为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活指南网站。
中国报业正在经历的选择，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这是因为过去完整的报业产业链已经越来越受到高成本的挤压，既有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不同程度的破碎，报纸被阅读和消费的唯一性、重要性、不可替代性已经大大降低。
传统报业发展新媒体，必然会遭遇技术、渠道等方面的困难
另外，信息不同于物质，不会因为用户过多而耗损，从物理学的角度理解，信息消费不存在能源的制约。互联网正是体现了信息传播可以被无限放大影响力而没有成本约束的特性。
为此，报业面临着必需的改变。有限的未来已经清楚。当今世界，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的一页。有什么东西如互联网一般如此深刻地改变并继续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交流方式？传播学中关于“传播”的意义，常常被强调为“共享”。多种传播形式聚合成的社区体系，使受众能够平等地站在传播区域的中间地块，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草根也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
麦克卢汉认为，媒体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信息。今天，互联网从应用功能看，已经形成了四个平台：通讯平台、媒体平台、娱乐平台和商务平台，媒体的主要意义在于，从人们的需求中去把握应该获得的东西，在于对当下生活的发现和认识。只有把握住细分受众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才会有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我们已经知道，植入式的概念提供了创新对于新媒体的重要性；垂直的概念提供了传播深度的重要性；社区的概念提供了平等的重要性；定制的概念提供了数据分析记录历史的重要性；收费的概念促使传播消费价值的再现。这一切都在表明，从根本上说，传播的使命应该从简单地追求市场、流量向追求有效客户价值转变。
面对发展新媒体方面的固有困难，传统媒体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首先，归根到底，必须尽可能生产和拥有越来越多的不可替代的内容资源。只有掌握有竞争力的内容，才具备和技术、渠道和平台等方面合作的砝码。其次，必须始终以不间断的创意来打破技术、渠道和平台的垄断。
优秀的内容，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优秀媒体的主宰
谈及新媒体的内容，默多克说，今天，内容正在被定义为满足当代受众的需要。优秀的内容，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优秀媒体的主宰。维系我们与未来世界联系的，是当下对内容结构空间的崭新认识。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认为你是谁。
新媒体带着它强大的消解力量———消解着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边界。
我们在数字世界里有什么前途，将处于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这是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每天所做的，就是要千方百计俘获读者的爱，读者不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表达爱，不是没有爱，而是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我们不仅要研究读者的爱，而且要研究读者的表达方式。今后，这种俘获将愈加困难，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这是一场革命，从空中落到了地面。
在新经济时代，各种传播渠道日渐丰富，媒体碎片化，受众注意力缺失，资讯、娱乐及广告无处不在，人们有限的时间需要去听去看的，除了个性化需求的满足，就是最热门的。在长尾经济的丰饶时代，二八法则照样适用，热门文化是大家更为关注的东西，因为太个性化的内容缺乏共享性。
多平台输出通道已完善，合理的运营模式也初具端倪，缺口巨大的还是对过去几年中国数字报业进程的观察。内容的匮乏，正是目前占有新媒体视频播出终端各个机构的普遍困境，公众对新媒体播出的内容印象大多是广告和恶搞短片。在所谓的长尾经济、草根经济的时代，有品位、有版权、可商业化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未来。在媒体传播的渠道越发泛滥的时代，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缺失，对高品质的热门的东西会有更强烈的渴求，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学习和工作，也是人类基本的从众心理驱使，人们从共同的文化体验中寻找归属感，这一点与参与性、互动性同样重要。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必须研究需求，购买需求，发现需求，再生产内容，研究如何表达。弗里德曼说的是———有趣的事才刚刚开始，这个阶段只不过是一个令世界变平的基础。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我们都将参与见证这个过程，并且以自己的所思所为影响这个过程。
有人说，在一些著名的美国总统中，罗斯福利用了广播，肯尼迪利用了电视，奥巴马利用了互联网，来实现历史赋予他们的抱负。而我们，试图利用的，只是一个传播变化的时代所能提供的机遇。正是这种下滑前也许不被看好的选择，或许是改变报业命运的最后机会。
谈及这一点，我们，和你们，是如此迫切需要彼此的交流、理解和启发。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此讨论的意义。
谢谢各位!(全场鼓掌)
媒体与法律的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本杰明·李普曼
第三场“新媒体与法律、社会变迁”主持人约翰·雷奇曼教授：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雷奇曼，是本届讲坛第三个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的主持人。
在我们今天的研讨中首先提出的有关媒体的理论问题，我想还是会继续讨论下去。而在现在这一环节中，演讲者将主要针对新媒体与法律、社会变迁的问题。从这一点而言，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有相似性的，当然这样一次全球性的会议要求我们必须从不同角度去探索新媒体理论。
我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演讲者，第一位演讲者是本杰明·李普曼教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以及中国法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研究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内容不仅涉及媒体，还包括中国法律机构改革的过程。第二位杨国斌教授是《中国互联网的力量》一书的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教授。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环节更为顺畅，我已经先对演讲者都作了介绍。现在，我们就首先有请本杰明·李普曼教授做演讲，随后是杨国斌教授。（全场鼓掌）
如果仅仅因为媒体的干预就让司法改变了决定，这是有害的，不值得庆贺
谢谢大家，我想先借此机会代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感谢各位的到来。
这轮演讲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轮，大家已经在这里度过了6个多小时。
我也要特别感谢讲坛的主办方———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我想借此机会说，我五六年前在中国做媒体研究的时候，贵集团的很多朋友给我提供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天我也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哥伦比亚大学。
我要讲的内容与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演讲有所不同。我们在各位的演讲中多次听到“理论上”这个词，在我的讲话中只会提到两次，我已经说了1次。
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媒体与法律的关系”，谈谈我个人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和对此引发的思考，我讲得尽量简洁，以便留出时间听听大家的反馈，并进行讨论。
尽管这里是我所任职的学校，今天在这里演讲，我还是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我到现场的时候，大概有差不多8位记者过来向我采访，所以我很有压力。在座的听众中有很多是媒体记者，大家对于中国媒体的了解远胜于我。
我先把我要说的框架介绍一下：首先是媒体如何影响司法；然后我将谈一下由此引发的反应，即司法是如何影响媒体的；最后我将谈一下这种关系的意义以及它对于总体治理趋势的意义。
现在我先讲媒体对司法的直接影响。今天已有嘉宾谈到媒体在过去15年或20年中经历了巨大的演变。我这里讲的媒体不仅指传统印刷和电视媒体，也包括互联网。
说到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有好几例案子涉及媒体纠正不公现象。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六七年以前发生的孙志刚案件，你们大概都听说过，就是一位被当成“三无”人员的大学生在收容过程中被伤害致死的案件。由于媒体的报道，肇事者被绳之以法。最终，这一事件还促使中国农民工养老金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编者注：孙志刚案件促使的应是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改变）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一案例几乎达到宪法改革的意义：媒体不仅为个人伸张了正义，还改变了相关制度。
最近也有不少类似的案子，所有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开始是地方报刊上刊登一条消息，随后主要媒体开始报道，这些案子也展示了新媒体，如互联网、博客、社会网络较之于传统媒体更大的威力。而这些案例的发展情况也都显示了媒体的威力，公共舆论的威力。
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媒体人士由此庆贺这一媒体的胜利。但我认为，正如我在好几篇文章中所述，如果仅仅因为媒体的干预就让司法改变了决定，这是有害的，不值得庆贺，因为媒体不能包打天下，不能代替法治。
当然，媒体的参与也在有些方面帮助了司法的发展，比如鼓励创新和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
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媒体的相对地位在削弱，这是一件好事。媒体开始注重客观的报道，训练其记者准确报道
我现在谈第二点。
近年来，我还注意到，也有普通公民就报道的事实方面，对媒体甚至对强大的主流媒体提出诉讼并打赢官司。西方一般人不太能相信。其实这显示了中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媒体的相对地位在削弱，这是一件好事。
这种状况促使媒体更注重客观的报道，训练记者准确报道。有些传媒单位有自己的法律顾问或律师，发表文章前会让自家律师看一下。你们以为只有法学教授会说发表前让律师过目的话？其实由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原因，中国媒体正在不断走向专业化。
我现在简要地谈第三点。
我不从法律角度，而是从政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研究课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坚韧，那么成功，越来越强大？
为什么呢？有很多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现今的中国共产党更制度化了，更按照规则办事了。我想补充的是，我认为当今中国司法和媒体的关系，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完善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不仅包括媒体、司法，还有纪委、人大、信访中心等，从而努力形成一种社会良性机制。
所以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在共产党的总体领导之下，媒体和司法都在相互发挥积极作用。
这也证明了，从理论上来说，在追求国家稳定的大框架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横向的全方位的互相牵制、互相平衡的机制。
按照西方理论家的意见，纵向问责制对横向问责制是个很有必要的补充。
我认为，中国最近几年产生的监督，不管是媒体监督还是法律监督，都是实实在在的监督，绝不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这种有意鼓励产生的横向机构之间的监督，也许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可以如此成功，而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
好了，我就说到这儿，我很乐意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有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挑战，我也很欢迎。（全场鼓掌）
网络符号的力量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杨国斌
一个小小的帖子很快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事件，“贾君鹏”一夜之间成了网络上人人皆知的名字
大家下午好！
我要讲的是一个现实故事，然后看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得出一些什么思考。这是一个非典型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2009年7月16日，一个匿名的互联网用户在流行的百度论坛上发布了一则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帖子。这个标题档只有12个汉字，帖子内没有任何内容。然而在5小时内，对这个帖子的回帖就达到3000个，仅仅一天后，这个帖子便吸引了超过700万次的点击和30万回帖。一句原本很隐秘的话，很快由此变成了全国性的媒体事件。大的媒体机构，比如CNN、网易、人民网，以及各大新闻媒体都相继加以评论，我不知道《解放日报》是否也对此事件进行过报道。总之，一个小小的帖子很快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事件，“贾君鹏”一夜之间成了网络上人人皆知的名字。
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发了这个帖子，也没人知道帖子中的贾君鹏到底是谁。网民们怀疑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这个名字是不是某个曾经发过帖子的人的名字。就在人们纷纷议论这个奇怪的、不同寻常的现象时，这件事情又有了两个新的进展。
首先，一些公司宣称“贾君鹏事件”是他们网上营销的产物。8月初，一家新媒体公司的总裁宣称围绕“贾君鹏”的整个事件是其市场营销的产物，这令公众十分惊讶。他声称，他的公司雇用了800多名营销人员，这些人员注册了2万多个互联网用户名对那个隐秘的句子进行跟帖。之后这种说法遭到质疑。因为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先前所说的话，因此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他们公司市场营销的一种策略，以图通过这种虚假的声明来吸引广大网民。但即使这个消息无法得到证实，它依旧证实了虚拟商业的潜力。
任何形式的参与都为网络公司带来商业利益，因为它们维持了网络人气
一句网络上的话会产生这样的蝴蝶效应，也许让我们感到很惊讶。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今天讲坛的主题“新媒体与社会变革”有何启示呢？
人们如何运用网络力量，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民众表达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对比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互联网的诸多尺度，一些尺度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已经提及。例如，经济、文化、社会，当然也包括政治。政府已经不是这场游戏中的唯一参与者，现在，又有了许多其他参与者，尤其是一些网络公司和网络社区。网络公司已经发现鼓励使用者对产品进行讨论会带来更多利益，包括让那些对产品有争议的用户一起参与讨论。网上社区是所有网上商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可以建立用户基地———这对吸引更多网络人气很有帮助。
现在的商业和社会力量为参与者提供了许多诱人环境。为什么用户对此十分青睐？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很显然，这里面有些娱乐的成分，这些成分是达成交流的必要成分。网上有数以万计的回答和信息，网民诉说着家庭生活笑话、工作关系笑话、校园生活笑话，等等。他们之间甚至相互竞争，看谁的回帖更搞笑。尽管这些娱乐成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社会观点，但中国的评论人士指出，这不仅会促使中国的网络社会，而且会促使中国的现实社会变得越来越异化和疏远。
有人发了这么个帖子：我发的不是帖子，而是寂寞。另一些帖子则带有社会思潮的观点，它们都汇聚到了这个虚拟世界里，时不时地各抒己见。
据观察，上论坛的人一定程度上是为倾诉不满。论坛大多是由热门游戏的玩家们建立的。因此，贾君鹏帖子作为一次偶发事件，也许成为了他们对网游公司发泄不满的途径。从这里很容易看出网民的动机———他们需要发泄他们对这个热门网游的不满。
在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些论坛管理员不阻止这些无意义的恶搞、玩笑甚至谩骂呢？因为我先前已经说过了，对于他们来说，由于利益驱使，这些并不是无意义的。任何形式的参与都为他们带来商业利益，因为它们维持了网络人气。在这类主题中，网络人气可以飙升。
如果没有认识到互联网多形式多层面的应用，那么任何对互联网的新发现都将是不完整的
看起来很奇怪的“贾君鹏事件”其实根本不奇怪。它出现在中国网络世界中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我看来，网络发帖如此热门，正如民间小说、谣言事件、传奇故事，甚至禁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其存在理由都是一样的。这些热门的文化形式，总能找到它们的生存途径，广泛流传在社会上。我想说的理由是，它们更社会化。
很多网络事件在中国非常流行，比如“贾君鹏事件”，这种媒体的技术含量并不高，比如大部分情况都出现在网络公告板系统。有时候人们用手机上网到论坛上发帖，有时候也发数字图片，但大部分互动都通过文字形式在BBS（网络公告板）上发帖。在美国，BBS已是比较过时的网络服务形式，但在中国，它仍是最主流的网络交流平台。与此同时，博客和其他社会网络系统正在逐步发展。
BBS在中国仍广泛流行有其历史和文化原因。中国的几代网民，不管是高中生、大学生，或上班族，他们刚学会上网时最早用的都是BBS。因此，中国网络已创造了丰富多彩的BBS文化，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在BBS上甚至有了一种竞赛文化，对比哪个回帖更幽默，更有水平。
另外一个社会因素是社会事件的传播。“贾君鹏事件”比较特殊，原帖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在之后的交流评论中才产生了很多含义。但是在非特殊情况下，为了能够广泛传播并吸引更多的跟帖，往往帖子的事件与社会公众相关，能引起社会共鸣，还往往比较煽情。这种帖子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事件，比如邓玉娇案例、孙志刚案例，这些都是例子。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网络发帖传播类似我刚才说的谣言传播，网络有个很关键的方面，那就是，它改变了人们交流的速度和范围。当大规模交流迅速崛起之时，社会变革的速度会加快，紧接着会发生一些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事件。虽然速度和量无法等同于社会的变革，但也会为这些变革添砖加瓦。
所以，综上所述，“贾君鹏事件”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今互联网正在成为人们达成个人目的之工具，这个人们天天接触的东西成了社会变革的一块价值基石。在此，我还想提醒各位，如果没有认识到互联网多形式多层面的应用，那么任何对互联网的新发现都将是不完整的。（全场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