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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必须死
　　五、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成了皇帝清醒的选择。对于岳飞等人北伐的建议，皇帝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束之高阁。
　　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汴京边上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
　　随着赵构心思的转变，一张大网冷冷地张开，罩在了这些领兵将领的头上，什么时候撒下来，他们都在劫难逃。
　　然而，随着金国主和派领袖挞懒的得势，赵构再也不提经营中原的话题了。韩世忠、岳飞等人一再建议他，趁金国内讧之际，应立即兴兵北伐。赵构对此的回答，基本是一边称赞他们的忠心，一边将其建议束之高阁。
　　就在这波诡云谲的时刻，绍兴八年三月，被罢相6年的秦桧再次登上相位，为右宰相兼枢密使，从此在宰相的位置上一呆就是18年。据说，宰相任命下达时，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群臣争相道贺，并且普遍认为，从此国家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人没有参加进道贺的人群，就是吏部侍郎晏敦复。此人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他听到这项任命后，油然想起一句曾祖父脍炙人口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位同僚问他：“秦相公复相，是天下之福。唯独您老先生闷闷不乐，为什么？”他长叹一声：“奸人相矣，恢复无望啦。”同僚们很不理解，认为他言过其实。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后18年岁月里的情形比仅仅恢复无望可要糟得太多了。
　　绍兴八年春天，烟雨空蒙。赵构的心境犹如这江南三月的天气，草长莺飞，杂树生花，充满期待，却也不无阴郁。
　　赵构登上皇位，可能是历代皇帝中最特别的一位，其代价是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几乎所有亲近之人一夜之间全部沦为强敌的俘虏。其间的辛酸、惨痛、悲情，和侥幸逃脱、再登上大宝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无不令人无法释怀。弹指间，登上皇位11年多，平心而论，赵构虽然享受到了皇家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但所经历的惊涛骇浪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兵凶战危时时萦绕，挥之不去，往事称得上不堪回首。因此，赵构无数次对臣子们讲过，自己与金国寇虏不共戴天。
　　11年苦心经营，朝廷终于有了40万大军，且在与金国的对抗中开始能够占据上风了。然而，淮西兵变，一个措置不当，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便呼啸而去。敌我情势，立即大变。这使皇帝对于那些领兵将领可能的翻脸无情深感寒心与绝望。假如这一次不是郦琼，而是岳飞萌生了异心，以其能征善战、深得民望，再加上10万大军，恐怕自己能不能逃上海船都成问题。想想岳飞不辞而别，径直回到庐山，分明没有把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作为皇帝，怎么可能不耿耿于怀？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何等忠心耿耿，何等出生入死万死不辞地为皇帝效力！成为拥有压倒优势的大军统帅后，老皇帝刚刚离去，后周天下立即变成了赵家江山。是的，8年前护卫亲军的叛乱，眼前的淮西兵变，事事都在提醒他，当年祖宗杯酒释兵权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用朝廷的兵马钱粮养大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武将，还不如与金国讲和更划算。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讲和才能抑制、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那么就讲和好了。为什么不呢？
　　平心静气地观察公元1138年春天前后的变幻风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变化，11年来，宰相走马灯般换了近10个。如今的左右宰相赵鼎与秦桧却都是众所周知的对金主和一派。赵构用这种方式，向朝野内外宫廷上下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已经决意与金国讲和。
　　岳飞心情郁闷。尽管在任何公开场合与形式中，皇帝仍然对他褒奖有加，并且一再驳回他归隐田园的辞职请求。但是，曾经有过的亲切与默契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换上了周旋与言不由衷的冠冕堂皇。他分明感受到了皇帝的冷淡与不信任。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威望素著的前辈大将韩世忠与其他一些将领同样反对议和，一批文臣学士，对议和的抨击慷慨激昂甚至激烈。但是，这一切全都效果甚微。正如在宋朝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那样，满朝君臣文武，总是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摇摆不定。或和或战，从来没有过一个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于是，便屡屡出现我们不断看到的情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机会主义的味道很重。结果，经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机下，正确的决定也变成了错误。何况，这种决定还常常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不停地摆过来再摆过去。有时，甚至可能因为某一颗流星在皇帝的眼前划过了夜空，也能使以前千辛万苦呕心沥血的一切全部作废。因此，后代的历史学家只能叹息，宋朝不能在战与和上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对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当时，赵构面对群臣的反对相当烦恼，秦桧给他出了个主意：今后如果再有人反对，陛下只要告诉他们，自己之所以蒙受屈辱也要议和，都是为了能够接回父亲宋徽宗的遗体和接回母亲韦太后与哥哥宋钦宗。臣子们在陛下的诚孝面前，必能谅解。果然，皇帝使出这个法宝后，大臣们真的立刻就无话可说了。而且，也有大臣坚定地支持议和，认为这一举动“一举而兼备孝、悌、仁、慈四德。”于是，在皇帝的完全授权之下，和议由宰相秦桧全权主持，进展得相当顺利。（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