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4)
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四、马植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童贯一行走到卢沟地方,就是今天北京西南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时,一位辽国汉人马植深夜来访,向大名鼎鼎的童贯太尉贡献了一条收复燕云、搞垮辽国的奇计。从而,揭开了帝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大事件的序幕。
  马植世居燕地霍阴。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他的家族成为辽国汉人大姓,从远祖时起便世代为官。到他这一代,居官为光禄卿,这是一个负责皇室膳食的中高级官职,大约相当于今天地专级干部的样子,日常工作则是主管皇家酒醴膳馐事务。官修正史《宋史》将其列入奸臣行列,并说他“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这种评价,常常被后世学者所沿袭,使得这位马植显得相当面目可憎。
  事实上,这种评价大有可商榷之处。我们知道,《宋史》是由元朝宰相蒙古人脱脱所主修。蒙古人灭掉南宋入主中原之后,实际上相当忌讳自己与契丹人一样被视为胡人、胡虏,更忌讳汉族人心怀华夏正统。知道这些,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官修正史中要将马植列入奸臣传了。
  仔细研读史料,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位马植的见识与行事相当敏锐且富有预见性,远远高于大宋帝国当朝的衮衮诸公。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错的话,那只有两样:其一,他不该在被故国遗弃了100多年之后,还要热烈地怀念中原文明,希望回归华夏正统;其二,他不该对辽国的政治腐败失望之后,寄希望于宋朝的政治清明。他不知道,实际上,此刻大宋帝国的腐败程度,甚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辽国。其实,这也难怪他,当时绝大多数的辽国人与金国人,都还以为大宋帝国是一个极其令人仰慕的高度富裕、高度强盛、高度文明的国度呢。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辽国天祚皇帝的前一任皇帝,是天皇帝。这位皇帝曾经用二千两白银铸了两尊佛像。在佛像背后所刻铭文中写道:“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这座开泰寺的遗址,就在今天北京西便门西北一里处。连皇帝尚且希望来世托生在中国,也就难怪马植对故国心向往之了。因此,诚如一位知名作家所说:马植高估了祖国的强大,不是他对不起自己的祖国,而是这个祖国辜负了他。后来,到了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金国骑兵席卷大河上下之后,大宋帝国君臣毫不自省,迁怒于马植,将已经改名为赵良嗣、并忠心耿耿为帝国奔走的他杀死在贬居地湖南郴州。
  此刻,童贯面对马植所献的灭辽复燕之策,大为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在那片天地里,他将创下震烁古今的伟大事业。
  对于马植正式叛归大宋的日期,史家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采用的一种说法认为,马植此次就被童贯带回了汴京。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宋史专家、暨南大学著名教授陈乐素所考证的时间,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就是说,马植来投的日期,应该是在政和五年,也就是公元1115年。此时,完颜阿骨打举兵叛辽已经2年时间,并在1年前创立了金国政权。而辽国国事日非的衰颓景象业已日甚一日,无可挽回。当此时,马植所说的联金灭辽复燕之策方才顺理成章。如果这种判断成立,那么,4年前卢沟桥畔的会晤,很有可能只是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意向。当时,阿骨打还没有继承完颜部落酋长的职位,局势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一国使团将被访问国家的叛臣夹带出境,也势必惹起两国关系上的轩然大波。于是,可能的情况是,童贯与马植约定,让他与宋辽边境上的宋朝雄州知州保持联系,以待时机。
  但是,上述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元1115年,雄州知州送来紧急文书,其中附有马植的亲笔信,援引孔老夫子“危邦不居”的古训,表明了南归“圣域”,恢复汉家衣冠的愿望。他所陈述的一切,并非不符合帝国正统的观念。于是,徽宗命童贯与蔡京共议可否,二人一致认为应该接纳。于是下令,让马植于当年四月入境。其实,此刻马植已经来到了童贯家中。徽宗皇帝知道后,立即于延庆殿接见了他。在这次接见中,马植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他的一段话,被原封不动地摘引进了《宋史》,成为宋辽金关系史上的名言: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侔者,等也,齐也,相同之意。最后一句的意思是,事情就不一样啦。
  事情的全部关键,不在于马植做错了什么。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所做所说的一切,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面对一个错误的政府和一批错误的执政人物,说出了绝对正确的真理。于是,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变得错尽错绝错到了家。
  宋徽宗对马植所说的一切深表赞同。于是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赐国姓赵,改名赵良嗣。从此,大宋帝国蠢蠢欲动,开始了联金灭辽、恢复燕云之举。
  这个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了来自现实考虑和道义思量的双重反对。
  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用兵之道,必须先考虑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防万一,现在,如果说起军备经费与贮备来,主战的统兵大帅会说绰绰有余,而边防州县财政军粮空虚匮乏则被忽略不计;如果说起兵士的强弱,统兵大帅会说兵甲精锐,而边防州县的兵备废弛则置之不问。边境上没有攻守器具,军府里只够几天的军粮,就是孙武再世,这个仗也没法打。”他认为,以百年怠惰之兵,久安闲逸之将,去与新锐难争的敌人角逐于血肉之林,恐怕中国之边疆,没有安宁的日子了。这位机要秘书的确厉害,他所预言的一切,后来一一应验,而且比他说的,惨烈不止千万倍。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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