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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他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然而对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王安石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计。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20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促进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做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司马光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40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50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效果不错。也一样颇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
　　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
　　（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