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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赵匡胤的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这些都强烈地体现在他对“卧榻”产生的激情，让他走得更远。
　　在后来的世代里，颇有一些学者对于此举不以为然。理由是，赵匡胤在此倡导了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因此不足为训。这种义正词严的批评以当代大陆学界为特别集中，显然表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学术情操与人生境界。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关心的范畴，故在此不加以评论。
　　就这样，赵匡胤采用酷似梁山泊好汉们仗义疏财的方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将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们手中的大权一点一点地赎买了回来。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的确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据说，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隆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大唐军队从兵器库中取出的盔甲刀枪，已经全部腐烂锈蚀，根本不能使用。以至于仓促组织起来的平叛部队，只能手持木棍开赴前线。
　　这次叛乱持续8年，史称“安史之乱”。
　　从此，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仿佛患上了恶性肿瘤，日渐走向衰亡，那些手握重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成为到处转移扩散的癌细胞。当时，节度使总揽一个大行政区的行政、军政和财政权，下辖两三个州到十几个州不等，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到赵匡胤的时代，许多节度使已经世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割据、叛乱、相互攻伐、敲骨吸髓般的敲诈盘剥，为害中国至少200余年。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将节度使们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融解掉。最后，使曾经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变成了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文武大员。由此，实现了帝国权力结构中意义特别深远的转变。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激情。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
　　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
　　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
　　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监察部、中纪委和中央新闻单位的内参部门混合在一起。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总体上行事相当大度的赵匡胤，还很小器地耍过一个小花样。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必须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必须到相府探视等等。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没有那么尊贵了，但是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品着香茗，商讨政事，轻松而且从容，于是有“坐而论道”一说。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那一年，赵匡胤大约35岁，眼睛昏花显然只是个小把戏而已。后来，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后的时代，可能是心理变态的缘故，宰相们就必须跪着伺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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