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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过不少作家了，最本色，最谦虚，最关怀青年人爱护青年人的就是巴金。
　　他常常显得有点忧郁，他不算太幽默，他的文章也像是与你喁喁谈心，而每一个字都燃烧着热烈，都流露着真情。他提倡说真话，提倡文学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提倡多写一点，再多写一点，尊崇俄罗斯民间传说里的志士丹柯，用燃烧的心照亮林中的黑暗，带人们到一个光明的地方。这些论述似乎平淡无奇，似乎不算什么理论更不现代和后现代，不会吓人也不算高深，但是这是肺腑之言，是他本人的生命体验。
　　他甚至于不承认自己是文学家，他不懂得怎么样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他是为祖国，为人民，为青春，为幸福，为光明和真理而文学而艺术的。
　　他说话声音不大，用词也不尖刻，但他很执著，他充满了忧患意识。
　　偶然他也笑一笑，有一次谈到一位女作家的讽刺小说，他笑了。有一次谈到我的一篇被大大夸张了危险性的小说，他也玩笑地说：“成了世界名著了。”他的吐字清晰的乡音———四川话，甚至在说笑话的时候也像是认真得近于苦恼。有时候，他显得不那么善于言词。
　　很早很早以前他就说他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但是他不悲观，他寄希望于青年，于文学。这样的心胸是伟大的。
　　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也是榜样。与他老人家比较，文坛上的那些个浮躁，那些个咋呼，那些个爆破和牛皮烘烘，那些个洋八股党八股，那些个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是多么渺小啊。
　　年届百岁的巴老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永远喜欢您和学习您。
　　2002年11月21日

　　冯骥才———灿烂的笑容

　　提起冯骥才，首先会想到他的大个子，为中国作家争脸的身材。记得八十年代一位英籍国际笔会的副主席埃尔斯托普来华访问，我们见面时谈到了冯骥才刚刚结束的英伦之行。这位英国作家笑着说：“他的身材太引人注意了，英国的女性都非常喜欢他。”名声到了英国，走向了世界。不过还好，据我所知，他对妻子小顾是靠得住的。不论什么时候，他都以极好的态度对待妻子，一提到小顾就笑容灿烂，与小顾在一起时不停地笑着，平常说话他也是小顾小顾的不断地引用着顾同昭语录，像是一个“五好”丈夫。
　　由于个儿高，我记得在备受争议的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期间他对我说：“我建议作协主席按身高轮流担任。”真是太妙了，这对那些把作协视为衙门，把作协的跑腿管事人员身份视为争来夺去的乌纱帽的文丑们，无异于一副清凉剂。不是吗，一个作家写不出好书来，再大的乌纱帽也徒然凸显了帽下的空白———叫做名不符实。那么大冯这样说是不是也从潜意识里表达了他的过把主席瘾闹闹的儿童心理呢，我就不知道了。
　　由这个大个子写一篇《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就特别哏儿，哏儿完了又挺伤感，特别是描写高女人死后，她的矮丈夫遇到雨天仍然高高举着一把伞，令人感到那伞下有一个空白一节，读之难忘，读之唏嘘不已。
　　大冯就是这样的人，个儿大，心细，心柔。对谁都是一脸的微笑，亲切，谦虚，体贴，幽默，总是令人愉快。他不是那种总让别人觉得欠了他二百吊钱的作家，也不是那种见谁臭谁，绕世界抹黑散味的霉变物。在与他的交往中你会感到自己是受关心受友爱的，而不是被勒索爱心的。大冯常常和我谈到我的新发表的作品，他作为同行的这种细心和友谊，使我感到十分熨帖。他也会关心旁人，每次见面嘘寒问暖。在去年冬天我因割除胆囊住院期间他来了一个传真，说是：“闻君小小有恙，我亦大大不安”。有些了不起的作家是十足的利己者，他们只要求被知道被围绕被注意被关心。现在有“送温暖”一说，大冯确是一个会送温暖的人。如果作家队伍里多几个大冯，少几个咝咝冒烟的手榴弹，少几个由于难产而憎恨一切鸡蛋的鸡，文坛的气氛会祥和得多。
　　我常常忆起一九七九年（七八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同志那里见到他的情景，君宜个儿矮，与大冯成为很可笑的对比，但由于大冯的谦虚天真善良如儿童的笑容，你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愉快相处。你个子再小，在大冯面前不必不安，因为大冯从精神上更像是个孩子，他懂得尊重别人，这正是他的魅力。
　　他又那么聪明，多才多艺。他写义和团写神鞭写英国写“文革”写船歌也写乒乓球运动员。他的画很有味道，也有功底，听说还颇有效益。他的文化评论写得有见识有趣味。他为保存天津旧文物做了大量工作。
　　他这个人也极有趣，每年政协开会期间听他与张贤亮斗嘴，你觉得好玩得不得了。一物降一物，有了冯骥才，牛皮张贤亮才受到了一点约束，不至于“上房揭瓦”，张贤亮常常在与冯的舌战中处于下风。
　　七十年代末期或八十年代初期，我头一次去他天津的家。一间房子里摆着钢琴摆着床与桌椅摆着有真有假的许多文物古玩。房子和他的聪明一样，满溢得快要爆炸了。后来，几次搬家，他现在的住房可是鸟枪换了高射连发火箭炮了。他给我以功成名就生活猛往上蹿的感觉，应该祝贺他和类似他的作家赶上了好时候，祝贺他们事业有成。同时劝他保重再保重，踏遍青山人不老，我们还等着读他的新作，好事还在后头呢。
　　2000年5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