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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做到完全的讲真话，是十分艰难的。当年虽然巴金不能完全的公开讲真话，他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文学办了几件大事。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如果没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现在还不知在哪儿呢！他亲自创办的《收获》杂志在新世纪的今天也是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发行量最大的能发表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刊物，而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讲真话是分不开的。巴金以《收获》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不久前张一弓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收获》当年发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遇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是巴金毅然拍板发表了它。对此，阎钢也曾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披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评奖也曾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反对，评委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禀报。巴金不但同意该作品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的头一个。《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后来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说巴金通过写《随想录》直接地讲真话，那么《收获》杂志便是巴金变相地讲真话的地方。这种讲真话的方式就是通过《收获》杂志发表真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中国的文学树立了一个标尺。
　　如今，躺在华东医院的巴金老人无论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不但不能讲而且也不能写，只能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巴金曾多次表示过不再当中国作协主席，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尊重他的意思。巴金已身不由己。
　　在华东医院的办公室里笔者采访了巴金的主治医生崔世贞主任，崔主任已为巴金看了十来年病了，她最了解巴金的病情。崔主任更像一位和善的大姐，一点也没有医生的严厉和凛然。坐在崔主任的对面我问：“你能谈谈巴老的病情吗？”崔主任顿了顿没有吭声。我又问“是不是要保密？”崔主任笑笑，说：“其实也没啥好保密的，巴老的病情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崔主任说：“巴老的第一个病是帕金森氏症，这是1983年确诊的，这个病已20年了，主要症状是面部没什么表情，走起路来不稳，向前冲，手抖，突然身体不协调等。这个病治疗得比较好，病情得到了控制，病情进展较慢。”
　　这个病的主治医生是华东医院神经科的邵殿月主任。当年确诊后20年来控制得很好，1998年前巴金还可以走路。现在巴金躺在病床上，两只手还可以动。我曾在电话中问邵主任：“巴老的这个病控制得这么好，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邵主任回答：“我给巴老用的是‘复方多巴’和‘溴隐亭’，其实这两种药并不是最新的产品，在10年前我曾征求过巴老的意见，用不用新药，巴老说这药效果挺好，不用换了。”
　　邵主任说：“这个病能得到控制有几方面的原因，药虽然不是最新产品，但用药对路；再一个就是巴老的心态好，配合治疗；还有就是护理得好，单位、医院、家人大家共同配合，院长一周要来几次，部队上有两个小战士半年轮流一次。”
　　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比方巴老有慢性气管炎，这个病有几十年了，容易感染，这是巴老年轻时吸烟造成的。1999年2月8日春节期间，由于呼吸道感染，突然高热，出现了急性呼吸衰竭。抢救过来以后，病情反复波动。”
　　“是不是从1999年的2月8日开始巴老就没出过院？”
　　“是的。巴老还有高血压和低血压，高血压上去了很高，低血压下来了血压就量不出来了，这样忽高忽低，容易产生晕厥，也就是意识丧失。”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激动、兴奋等情绪波动时。比方某一件事发生了，某老友病故，或者朋友要来看他，在等待中都会使他情绪产生波动。”
　　“所以任何人要见巴老都得特批？”
　　“家里人和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除外。另外，由于感染还引起了一些并发症，比方，甲状腺功能减退、低钠综合症、急性心力衰竭、心率失常、心动过速、有胸水、有贫血，还产生过白血症等。”
　　我问：“巴老有这么多病，医院是如何治疗的呢？”
　　崔主任说：“从1999年的2月8日开始，华东医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我是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巴老的病情可以分两个阶段，1999年2月8日以前的5年中，巴老一半时间住院治疗，一半时间在杭州疗养，春去秋来。1999年的春节期间由于看望他的人过多，疲劳过度，抵抗力弱，感冒高烧，引起呼吸道感染，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痰咳不出来，呼吸不畅，缺氧，脑和一系列的器官功能衰竭，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经过抢救性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这样我们就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巴老最主要的问题是呼吸道，这是一个关键，容易感染。反反复复地多次，抵抗力差。呼吸道里寄殖菌不容易清除，这就是个病因。一感染就引起其他并发症，所以多次病危。”
　　我问：“巴老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崔主任说：“非常坚强，非常配合。有些治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比方气管插管、胸刺等。特别是打针，他的血管很细、很难找，他从来不哼一声。只要他病情好转，他总是表示感谢。在1999年2月8日那次病危抢救过来之后，那时候他还能说话，他说谢谢华东医院，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巴金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要知道为别人活着，是要牺牲自己的，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巴金又是无法表达的，特别是对他的医务人员。
　　巴金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巴金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是多方面的，疾病缠身致使他无法工作，友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曾说：“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穷底不可……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急。”《随想录·病中集》虽然写的是上一次病中的痛苦，但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巴金病中的内心。巴金把病中的生活称为“非人的生活”，噩梦和“文革”时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向巴金袭来，在梦中巴金会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
　　巴金的这种精神痛苦比病痛带来的肉体之痛强过百倍。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使巴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巴金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