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名字———白求恩。
　　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但他最后20天的情景，他当年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遗嘱，尤其是他写下的痛斥日本侵略者的《创伤》一文，是鲜为人知的。如今读之，多么令人动容。
　　白求恩追悼会一角。

　　“如果我们现在走，还没动手术的伤员怎么办？先动手术，然后再走！”

　　1939年10月，白求恩原定要启程回国。但他写信给聂荣臻司令员说：“我想推迟行期，到各医院巡视一次。它们有一些是新建的，还有一些我好久没视察过了。我打算在11月份启程回国。”
　　10月20日，巡视工作快完成了，日军突然出动了5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了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聂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但是如果我们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董越千翻译对白求恩说，“你又不可能在11月初启程了。”
　　白求恩回想起聂司令员所说的日军侵略晋察冀的计划。“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我再启程。”白求恩说。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战事正在涞源与摩天岭之间的战线上展开。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个位于一条长长的山谷的南端的村子里安顿了下来。
　　手术室就设在村子的木头戏台上。戏台前面是一片广场，周围有一堵泥墙，既没地板，又没屋顶，也没板凳。伤员们被临时拿门板做的担架从摩天岭抬了来，放在泥地上。戏台前面挂着几幅白布，挡住了伤员的视线。
　　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下午，一个哨兵跑进了手术室，报告北面高山上有可疑的活动。他喊道：“敌人从我们后方过来了！要马上转移！”
　　护士们急忙去收拾器械。外面人声乱成一片：“敌人！”“我们被袭击了！放警报！”一个勤务员从广场跳上了戏台，一把拉开白布幔子，气喘喘地问道：“伤员怎么办？”
　　“等一下！”白求恩的一句话止住了乱成一片的人声。大家转过身来，一看见他清瘦的脸上的炯炯眼睛，都不开口了。白求恩手也没从伤员身上拿开，问道：“多少人？”
　　“前面是一队掩护的伪军。后面跟着便衣队。再后面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
　　白求恩仍然弯着腰，向四面看看。“方（方医生）———外面还有多少没动手术的伤员？”
　　“10个，大多数轻伤……”白求恩迅速地下了命令：“让已经动了手术的伤员马上撤退，立刻在这儿添两张手术台，叫护理员把伤员抬进来，一次抬3位。派一个卫兵到戏台北面放哨，另外派一个卫兵去告诉民亻夫把驮子收拾好，准备随时出发。”
　　其他人犹豫不决地互相看着。有人喊道：“敌人从我们后面抄了过来！我们连他们的制服都可以看得清了！”
　　白求恩简短地说：“他们过来要多少时间？”
　　“快一点，40分钟就可以到了。”“那么我们至少还剩下30分钟可以动手术。如果同时给3个伤员动手术，我们可以在敌人到达以前离开。如果我们现在走，还没动手术的伤员怎么办？先动手术，然后再走！”
　　白求恩大步走到戏台边上，把白布幔子拉开，对护理员喊道：“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3个！”
　　护士们又回来工作了，医生们也迅速地工作着，一点声音也没有。
　　5分钟以后，山谷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
　　“该死！”白求恩大声骂了出来，大家都飞快地转过身来。但见他做了一个手势，让大家继续工作。“没什么，我刚把手指划破了。现在到哪儿去找橡皮手套呢！他举起了没戴手套的左手，浸到了旁边的碘酒溶液里，然后又继续工作。
　　15分钟以后，最后3名伤员抬了进来。其他的人已经做完了工作，跑进跑出，把东西载上驮子。
　　枪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更近了。林医生奔了进来。“白求恩，你一刻也不能逗留了。”林急促地说，“敌人已经到了第二座小山了。”白求恩头也没抬，冷静地回答说：“我正在动手术。你们立刻走，我们过几分钟跟着就来。”
　　“白求恩，”林恳求地说，“同志……”
　　“大家都立刻走，”白求恩严厉地说，“我们跟着就来。”
　　手术台上的年轻人抬起头来：“大夫，我不要你因为我不走。”白求恩轻轻地把他的头按了下去。“如果现在我在这上面花几分钟，我可以给你治好。如果我现在不动手术，你这条腿就要完了。”
　　这时山里突然传来了机关枪的声音，和越来越近的步枪声响成一片。
　　手术刚做完，那战士还昏迷着就给抬走了。白求恩嚷道：“只带拿得动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骑着马，在通向南面高山的山路上奔驰了。
　　山谷里，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在进入刚刚撤退一空的村子。

　　“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他们在深夜到达了唐河上的一个村落，又动了一整夜的手术。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白求恩对董说，“我也许还来得及赶回去，跟我妈妈一块儿过圣诞节哩。”
　　“我希望现在没有别的原因再使你走不了，”董说，“可是你这手指怎么了？”
　　“又是那种该死的发炎……慌慌忙忙当中给划破了……没关系。”
　　那天工作结束以后，白求恩把那只感染的手指浸泡在浓度食盐水里面。第二天，他出现在手术室的时候，那手指已经肿胀得很厉害了。大家注意到他把那只发炎的手指直挺挺地向外伸着，手术也比平时做得慢了。有一次，他不小心在手术台上碰了那只感染的手指，痛得尖叫了起来。
　　方建议说，“你最好等手好了再动手术。”“瞎说一气，”白求恩回答说，“我的手指以前也发过炎。我们今天在这儿做完，明早出发到下一站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走。东西都上了驮子好几个小时了，白求恩还躺在床上，董和方站在旁边。“同志们，我觉得有点累。对不起，我耽误了大家。”
　　他抱歉地仰脸看着他们。他两眼没神，不停地用舌头润湿着烧干了的嘴唇，陷下去的两颊烧得通红。
　　“大夫，你病得很厉害，”方低声说，一面把手放在他那灼热的前额上。“发炎更厉害了。你现在发烧。我想我应该立刻切开一个十字，把脓放出来。好不好？”
　　然而，放脓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白求恩躺在炕上时睡时醒。晚上，他的脸烧得越发红了，伤口化脓，感染已经进入前臂。“现在走也太迟了，”白求恩迷迷糊糊地说，“我们又得等到早上再走了。”他痛楚地翻了一个身，随即又睡着了。
　　夜间有队伍经过村里，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银坊，他们要到前线去反攻。方给医疗队发出了一个警告：不许让白求恩知道有战事。
　　第二天清早，天气阴沉而寒冷。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白求恩慢慢地醒来，躺在炕上静听着风在院子里刮着。他以为他的耳朵在跟他开玩笑，因为他好像听见远处有隆隆的炮声。
　　“你们听见炮声吗？”董和方进来看他的时候，他问他们，“现在有战斗吗？”他们互相瞅瞅，摇摇头。白求恩又睡着了，中午时醒过来，听到了天空中有飞机的声音。
　　他“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地叫唤董。
　　董和方跑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扣军服的扣子。他烧红了的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身子略微有点摇晃。“你们为什么骗我？”他发怒地质问。“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告诉他们准备走，越快越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他们恳求白求恩不要走，但是他已经先上了马，等着别人跟他走，同时固执地重复着说：“我的手完全好了。”

　　“亲爱的聂司令员：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

　　他们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路上不住地滑倒摔跤。第二天早上又向前走，赶了七十里，来到火线附近。他们找到了一个战地伤兵站，那儿既没医生护士，又没急救的设备。白求恩马也没下就命令把伤员送到十里外的王家庄。
　　到王家庄以后，他领着队伍往团卫生所走，在马上晕了过去，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卫生所的炕上。“你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他对董说，“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庄来。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方量了量他的体温，低声对董说：“他的体温很高。他的情况比将来送来的许多伤员危险得多。”白求恩静静地躺了一下午，有时睡着，有时睁开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屋顶。下午，他的头剧烈地痛胀，到了晚上，体温增高到四十度，说话渐渐没条理了。
　　“伤员到了吗，方？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动手术了……你做臂部腿部的伤员。要是有头部胸部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他们抬伤员为什么这样慢啊？他们必须赶紧送来……我得启程回美洲哩……我头痛极了……我的手指完全好了……一只发炎的手指算什么？……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从美洲带钱和器材回来……快一点，孩子们，把下一个伤员抬来……把他们抬进来，一次抬3个……”
　　夜间，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坚持要到手术室去工作，但是方和董把他制止住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更坏了：炎症已经发展到肘部。方切开肘部的脓疡，他觉得痛苦减轻了一些，但是战地指挥部通知说，敌人向王家庄袭击过来了，于是他们又必须转移。
　　起初白求恩不肯走。“几个小时以内，我就又可以动手术了。”直到战地指挥员季团长亲自来命令他转移，他才终于答应了。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黄石村。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时常作呕，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都止不住使胳膊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
　　方和董无言地走了出去，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黄石村的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凝神地站着。方和董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写一封信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间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诺尔曼·白求恩他写完以后颓然地倒在枕头上，纸张落到地上。

　　“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争夺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

　　又过了一天。聂司令员、延安、晋察冀政府、战场上的部队，都纷纷紧急地探问着病况。董和方继续守护着。现在白求恩烧得身上什么也盖不住了，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光芒并不单单是高烧。
　　他的精神突然奋发起来，他对董口授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工作的建议，接着一直睡到晚上，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随即问道：“战事进行得怎么样，同志们？”
　　“许多部队正在摩天岭作战，”董轻轻地说。“那就会像聂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了，”白求恩低声地说，“一定会有很多伤员……我们应该派一个通讯员去叫游同志和林同志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刻到前线去……”
　　夜色笼罩着黄石村。白求恩在炕上发抖，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在暗淡的烛光里，他的眼睛像两个黑暗的窟窿。
　　第二天清早，他的精神好像振作了起来。他用异常响亮的声音说：“董，箱子上我的书信文件———请你递给我好吗？”他的声调打动了董的心，使他不得不依从。
　　白求恩痛楚地抬起头来，手不灵便地翻看着那一大堆稿件、书信、报告、日记，找到了他所要的一份东西。他挣扎着想去读那份东西，但是累得不能动。他伸出那条好的胳臂把它交给董，说：“我给聂将军的信和这个……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董从他哆嗦着的手里接过两篇稿子来。那是白求恩在山西时写的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创伤》：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啊，这屋子多冷啊。打开门。在远方深蓝色的山顶上，东方现出一线淡淡的曙光。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出来。上床睡觉吧。
　　但是睡不着。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一百万日本劳动人民从日本来杀伤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日本劳动人民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人民，使他们被迫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得到好处呢？那么究竟是谁会得到好处呢？把这些日本劳动人民送到中国来干这杀人的勾当，这是谁的责任？
　　少数反动的富人，一个很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消灭另外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的穷人。他们是怎么说服了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他们决不会来的。
　　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和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不管这些犯下民族罪行的罪犯怎样用动听的空洞语言和理想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争夺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他们认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可怕的残酷无情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叫作利润。军队背后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背后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那天早晨，男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村里走向地里去干活，他们在院墙外面站住了，打听白求恩的病况。
　　“他死了。”董说。
　　那是1939年11月12日，5点20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著，巫宁坤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载9月2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