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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覆盖苏浙沪15城市的长三角地区看成一只正在翱翔的大鹏，太湖流域正是这只大鹏的心腹之区：2004年长三角地区创造的27604亿元生产总值中，以上海为首，杭嘉湖、苏锡常为两翼的太湖流域就贡献了18011亿元。
为了拱卫这个水乡泽国的财富“盆地”，从地方到中央都对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设，给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视。“这是一块淹不得，也淹不起的地区。”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的官员多次如此强调。但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
能防50年一遇?
太湖流域防洪标准的“名高实低”，正成为全流域防洪工程发挥效应的一大隐患。江苏省苏州市水利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的流域防洪标准说是50年一遇，但“实际上不足30年一遇”。
1991年太湖流域遭遇大水后，根据国家批准的《关于加强太湖流域2001—2010年防洪建设的若干意见》，太湖流域各地加快了防洪工程建设。目前，太浦河、望虞河、环湖大堤等11项“治太”骨干工程基本完成，防洪能力理应达到原规划确定的50年一遇标准。但是，规划赶不上变化。据专家介绍，由于“降雨典型”增加及流域地面情况发生变化，原规划采用的是1954年最大90天成灾降雨，而流域成灾暴雨天数早已由原来的60天到90天，缩短到目前的30天到45天。
即便按照老标准，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也没有真正达到。太湖流域内城市大多地处平原低洼地区，防洪除涝标准不高，不少主要城市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湖州市水利局负责人则坦陈，这种并不全面覆盖的50年一遇的太湖流域城市防洪标准，还“因地面沉降、河道淤积、城镇及圩区面积扩大、河湖面积减少等因素被进一步降低”。
各自为战治水
比防洪标准“名高实低”更让人忧心的，是太湖流域内地方政府的治水策略。
太湖流域自古河网密布、河道纵横，目前河道总长仍有12万公里左右。这应该成为很好的洪水排泄通道。但是，不少地方担心河道招引来水，不是填河就是设闸，采取“堵”的策略，以致流域内“断头浜”、“死水河”常见，人为地破坏了河网调水功能。
而在中心城市及下属人口密集的集镇，各地采取的是基于防洪自保的“联圩并圩”的“包围”策略。大城“大包围”，小镇“小包围”，深挖河道，高筑堤坝，既要堵住外来水，又要增强内水外排。只管自家不进水，哪管邻居水滔滔。“这种包围的自保策略，就某个地方和城市而言并没有错，但要放在整个太湖流域来考量，就很成问题。”湖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张树明认为，自古以来，治水规律就是疏导，像太湖流域现在这样以邻为壑缺乏整体规划的治水做法，违背了治水规律，十分危险。
张树明介绍说，太湖流域历史上的82条泄洪河道，如今绝大部分被围被控。分而治之的治水方针，破坏了太湖流域水循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为太湖流域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种下了祸根。
这种各自为战的做法，也导致太湖流域部分骨干工程防洪效应下降。据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提供的数据，目前，太湖流域60％的平原地区修建了“堤圩”，圩区总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各地都追求增强外排能力，流域内圩区总排涝能力约10000立方米／秒，远远大于“治太”骨干工程太浦河和望虞河的泄洪能力。
呼吁最优方案
水利专家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末实施的太湖流域综合治理整体规划，确立了望虞河、太浦河和杭嘉湖南排等多项骨干工程，从工程布局上确立了“疏河排洪”在流域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行政上受地方利益保护的牵制，技术上受“洪水控制论”、“洪涝分治论”的影响，几十年来形成的以“围圩”为主的区域防洪格局基本没有动摇。
专家认为，由于当时的规划本身仍局限于防洪、除涝、供水（灌溉）等单一专业目标，实施后很难达到综合治理的预期目标。因此，目前太湖流域的防洪系统比较脆弱，从系统学的角度评价，它也不是一个较优的系统。
浙江省湖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张树明告诉记者，太湖流域治水实践基本经过了“疏排”、“围堵”、“疏围结合”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流域性防洪以排为主、区域性防洪以围为主的阶段。“这是一种暂时的总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妥协的结果，从中可看出追逐地方利益对全流域防洪效应的反作用力。”他说。
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反作用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新一轮“治太”规划迟迟不能确定。苏州市水利局局长黄雪球说，新一轮规划由于涉及两省一市的利益，以致久拖难决。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严重影响下一期流域防洪工程的实施。
太湖流域是长三角区域的“心腹之地”，称之为长三角的“心脏”毫不为过。专家认为，当前，长三角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有关各方应尽早摈弃不合时宜的治水理念，确立惠人惠己的一体化治水观，尽快推出长三角“心腹之地”的水利安全最优方案，并付诸行动，造福百姓。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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