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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7月14日报道：既可确保学生的利益，又能促进学校间的竞争———小小一张“教育券”在长兴县露脸之后，两年间不断得到媒体的热情赞誉。然而，热情的赞誉未必符合事实，也未必有利改革的推进。
举个例子———2000年，长兴县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仅为普通高中的70%左右，而自从2001年发行“教育券”之后，职教招生连年看涨，如今已与普通高中持平。这是一个被广泛引证为“教育券”功绩的例子，但当地教育界人士对此并不以为然。因为自2001年起，长兴县在职业类学校的专业设置、学校建设经费、师资培训以及招生方面的努力，起的作用可能比“教育券”更大。
另一个也被作为“教育券”效应的例子是，长兴县当地一家民办学校的招生人数，在发放“教育券”的两年内增长了3倍。然而，该校校长认为，与其说是“教育券”的作用，不如说是社会观念变化的推动———近几年政府对民办教育各方面的支持，打消了人们对民办学校的疑虑。
根据记者的调查，一张“教育券”，并不是长兴县教改成果的所有原因，也不是长兴教育改革的全部。然而，许多人在呼吁鼓吹这项变革的时候，总是天真地愿意相信它是一贴“万能药”，有些人还以为中国教育事业从此找到了改革捷径，赞誉之声，近乎“一券就灵”。
这种心态，和近年来的“一股就灵”、“一卖就灵”一脉相承，都想毕其功于一役，把改革进程简单化。其实，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今天，任何单兵突进的举措都难以成功。配套改革的匮乏加上种种现实的掣肘，应使我们对于任何一项“能从此解决所有问题”的改革都深怀谨慎。长兴教育券改革渐深渐难的现实，正是一面镜子。
新闻背景
195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制度。其基本思路是，将财政拨款以教育券形式直接发放给学生，学生持券选择学校；学校必须展开竞争，尽量多地招收学生，取得教育券向政府兑现办学经费。这一方案将基础教育彻底市场化。
如果作个"餐馆和顾客"的比喻，就会很浅显。譬如说，我们现在把钱都补贴给餐馆，而不是发到顾客手中，那么，失去竞争压力的餐馆就会不注重服务质量，甚至"克扣军粮"。但现实中，顾客手捏钞票选择餐馆，使得餐馆不得不拼命竞争，获取顾客。如果把餐馆换成学校，而把顾客变成学生，那么，"教育券"制度本质上就是"发钱给顾客"。
弗里德曼自20世纪60年代起竭力倡导这一政策，但遭到公立学校教师工会的强烈反对，至今，美国仅有一个州和两个市实行这一制度。
跨入新千年，长兴县将其移植中国。2001年，长兴向入读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新生发放面值5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2002年秋天起，又将发放范围扩大到贫困家庭学生。长兴教育券初战告捷，成绩斐然。并引起了教育界、经济学界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各地前往长兴参观、学习、采访者，络绎不绝，踏破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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