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
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
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