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自己都难以说清楚，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年制本科毕业的我，脱掉了白大褂，离开了光谱仪，却卷进了报告文学的旋涡，迄今难以自拔……
　　最初，我写的报告文学，大都是关于科学界的名人。因为我出自科学的“行伍”，当选中国科协委员，而委员中绝大部分是中国科学界的精英，各个学科的权威人士。我在科学界活动，如鱼入水。华罗庚、苏步青、陈中伟等等，我都能谈得拢。我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报告文学时，连介绍信都用不着，因为我所访问的傅鹰生前好友也几乎都是我的老师。我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便是《中国科学明星》，出版于一九八二年。
　　渐渐地，我不满足于“教授文学”、“博士文学”。我不再囿于科学界。我的采访范围扩大了。这时，我所注意的是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如公安部资格最老的预审专家汲潮，上海的理发名师张学明等等。我也写“冠军文学”，如世界竞走冠军、中国女篮名将等等。这些报告文学，收成我的第三本报告文学集《奇人奇事》。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捩点是从写傅聪开始的。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虽然一九七九年他回国参加了他的父亲傅雷的追悼会，但是他仍得不到应有的谅解、理解。有关部门严格控制关于傅聪的报道。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了。一九八三年冬，我写的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终于在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排在首篇，准备印行。就在这时，遇上“清污”，那篇报告文学拼好大样后被临时拉掉。到一九八四年春，由江西《百花洲》文学双月刊发表，随即引起一连串的转载。我清楚地意识到，极左思潮不仅出现于一九五七年，出现于“文革”，而且“左”的遗毒迄今犹存。尤其是我了解了围绕傅聪问题在中国政界高层的尖锐斗争，在看了一封封刻毒咒骂傅聪的匿名信，在读了胡耀邦同志为傅聪问题所作的亲笔批示，我意识到作者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和富于正义之感，才可能写好报告文学。
　　我的目光转向一大批受极左路线迫害的高级知识分子，转向那些“敏感人物”。我写傅聪之父傅雷，傅聪之弟傅敏；我写“苏武牧羊十九年”的马思聪；我写一度成为“众矢之的”的《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我写一九五七年震惊中国的所谓“章罗同盟”的真相；我写“斯人独憔”的“七君子”王造时；我写“不屈的音符”、身无媚骨的贺绿汀；我写“斯文扫地”的“胡风分子”路翎被迫扫街的苦难历程；我写“大右派”葛佩琦在平反后家中那无法抹去的泪痕──“离人泪”；我写那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的冤屈和思乡之情……几乎每一篇报告文学的发表，都要作者冒一定的风险。这些报告文学有的像《家书抵万金》那样在排好后被拉下来，甚至印好后化为纸浆，也曾几度发生。然而，一旦发表，我总是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使我得到继续奋进的勇气。
　　解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毒瘤是一个字:“左”。从批俞平伯到批胡风，从一九五七年到反右倾，从“四清”到“文革”，极左思潮恶性膨胀，无端地伤害了中国知识界多少颗赤子之心。我以带泪的笔，向读者“报告”了中国知识界的苦难。为的是再也不要“七、八年来一次”，为的是使作品成为“呼吁文学”──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报告文学是文学，作者当然应具备文学修养。报告文学要“报告”，作者当然应具备采访功夫。我如今最感欠缺的是高度的思想修养──那是报告文学的灵魂，也是报告文学作者的灵魂。思想高了，作品的内涵才会深。在中国错综复杂、变幻多端的时代潮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是报告文学作者必须具备却又难以做到的。我常常觉得自己如同一叶小舟，虽然时时希望保持独立思考，努力掌握小舟之舵，却往往很难不受时代洪流的裹胁，被冲到偏离正确航线的地方……
　　最近，我花费几年时间，完成了上百万字的《“四人帮”兴衰》，也可以算是长篇报告文学。那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危害民族，危害国家的极左路线进行一次系统的清算。
　　我和我的报告文学作品同命运。一旦极左路线卷土重来，我将和我的笔同遭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