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受伊林影响较大。念中学时，颇爱看课外读物，读了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在你周围的事物》等科学文艺作品，深为那有趣的科学故事所吸引，才知道连小摺刀、衣服、镜子、铅笔之类每天打交道的东西，都有着不平凡的历史和许多奥秘。
　　在高中时，读过《高士其伯伯的故事》，知道高士其是一个与病魔、与敌魔不断斗争的不屈战士，但对高士其的作品不大了解，只读过《我们的土壤妈妈》。入大学后，开始写写科学小品，则深受高士其影响。当时，从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滩上买了不少高士其解放前的作品，作为蓝本学习，深为他活泼的文笔、巧妙的政治讽刺、渊博的知识所惊叹。后来，知道他住在西直门外，而我从北大进城则常经过西直门，于是在一九六O年去看望他。他知道我是北大化学系学生，即告诉我，我的系主任—孙承锷教授，是他的老同学，都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一九六二年时，曾就“科学小品”一词 起源事，请教过他（见《知识之花》第一辑182页）。他嘱向陈望道请教。于是，我写了给陈望道的信。
　　我亲眼看到他是那样吃力地嗯嗯-喔喔地口述，艰难地进行创作，深受感动。我觉得，他这样瘫痪的人，还坚持科普创作，我怎么不该加倍努力呢？
　　此后，较详细地研究了高士其的作品及他关于科普创作的理论。还读了伊林的科普理论著作。于是，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天津日报》上，我发表了《把科学作艺术上的再创作》一文；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长文《科学与文艺》。两文都多处引用了伊林、高士其的话。

　　
　　我从小喜爱文学。十一岁时，便写诗在当时的《浙南大众》报上发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及六月一日《浙南大众》）。中学时大量看小说及诗。考大学时，想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但我姐姐是学化学的，劝我学化学，于是报考北大化学系。
　　人北大后，虽读化学，仍爱文学，在《北大校刊》、《北大青年》、《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及短篇小说。
　　开始走上科普创作是在五八年下半年。那时，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来到湖南邵阳县（具体可参看发表在《北大青年》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上，我当时的日记选在《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以及上海广播电台一九七八年一月十日广播稿）。我在邵阳县科协领导下，帮助举办普及化验铁矿石的训炼班，写讲义，上课，开始了科普工作。还写了不少怎样找矿石、辨认矿石的快板（把各种矿石的特征编成快板）写报道，也写了科普文章。这是我从事科普写作的开始。
　　一九五八年底回校后，走上了科普创作道路。在一九五九年，给北京科协的《科学小报》、国家科委的《创造与发明》、《北京农民报》，河北的《科学技术报》，河南科协的《河南科学技术报》等写科学小品，一年内发表了五十五篇。一九五九年暑假，把一些有关有机化学的科学小品加以整理、修订，写成了《碳的一家》一书（我的第一本书稿是《科学珍闻三百条》，寄河北人民出版社，被退稿，未能出版。但后来以此书内容为基础，于一九六一年写成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也被退稿。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出版，印了一百多万册，最近又加印了三十万册。）九月，我把《碳的一家》（初名《碳的故事》）寄给少年儿童出版社。没几天，就收到出版社通知，说收到书稿，可在十月告知审阅意见。不到一个月，便收到少儿社正式通知，说书稿决定采用，并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
　　审阅《碳的一家》书稿的责任编辑，是曹燕芳同志（现任少儿社副总编）。她当时知道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大学三年级学生，稿子中错别字不少，标点符号也常用错（如……后还加句号，成了……。），但是她并不因此看不起我这个“乳臭未干的”新作者。曹燕芳同志给我写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写好《碳的一家》。于是，我在十月改好稿子，于十月二十日寄给少儿社，这本书在一九六O年二月就出版了。它的出版，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后来，茅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碳的一家》。
　　此后，曹燕芳同志不断给我来信，约写稿件。如约我给《科学技术新成就》一书，写了《化学的奇迹》；给《农业科学新成就》一书，写了《征服云朵》；给《揭开科学之谜》一书，写了《向绝对零度进军》和《死了还能复活吗？》。她不断鼓励我，说我在不断进步，但又不断提出我应注意提高的地方。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她把编写《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的重担，压在我肩上，把这么一本重要的书，让我这个二十岁的青年负责写。在这之前，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她已组织一批中学教师在写《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已写了不少内容。当她发现了我之后，叫我试写几个。我试写了五个“为什么”，寄去之后，立即得到她的肯定。于是，就叫我大量写。当时，我并不知道好多题目已有人写好，便按她寄来的条目一个个写起来，后来她竟都采用我写的文章，以致在化学分册中采用了我写的163篇，全册只173篇—只有十篇是别的同志写的。每写好十来 篇，我就给她寄去，她马上就来信指出这批稿子中哪几篇写得好，哪几篇存在什么问题，使我得到提高，在写下一批稿子中注意改正。
　　完成化学分册后，我又应曹燕芳同志之约，参加编写三、四、五册，即天文、农业、生理分册。天文部分我写来27篇，农业93篇，生理卫生43篇，总共326篇，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
　　《十万个为什么》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印了四、五百万册，我开始被一些出版社、报社所熟悉，打开了创作的局面。由于要写天文、农业、生理分册，使我越出了化学专业，开始接触较广泛知识领域。一九六O年夏天，我第一次从北京回到故乡温州，路经上海受到少儿社曹燕芳同志热情接待。
　　从此，我决心献身于祖国的科普工作，特别是少儿科普工作。
　　我未毕业，上海科影厂就派了江雨林同志来北大化学糸，要调我到科影。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但是分在电表研究所。我主动要求去科影工作，毕生从事科普。到沪后两、三个月，就调到了科影。
　　从一九六三年前，我的写作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接二连三的打击便来了，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主要波折有三：
　　（一）不准转正、降薪——我走上工作岗位，才二十三岁，是个思想单纯的青年，只埋头于创作，缺乏社会经验。在科影厂，我仍像在学校那样，到处发表文章。谁知科影厂个别领导对我很看不惯，然而，却又不讲。在一九六四年底，对我突然袭击，给我加上“不务正业”、“名利思想”、“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等一系列罪名，不许转正。接着，就叫我下乡，参加四清。本来，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是一件好事，但在科影厂某些领导手中却成了“整人”的办法。他是要使我在乡下无法写作。半年之后，再次讨论我的转正问题，仍不同意，最后工资定为五十四元（我是六年制本科毕业生，按理最低应为五十九点五元，当时与我同时进厂的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也是五十九点五元），职务仍是见习编辑（直至1978年5月，我参加全国科普创作会议，厂人事科在我的代表表格中竟然仍填“见习编辑”）。
　　（二）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我挨“整”之后，想不通。曾找领导问：“从事科普写作，有何罪？我们厂本身就是搞科普的，我只不过在业余多搞点科普工作，为什么反而大逆不道？我的文章发表在党的报纸上，有什么错？”他们反而认为我“坚持错误，态度顽固”。
　　我确实颇为“顽固”，即使下乡，夜间在煤油灯下仍写科普小品。每月回沪休息四天，这四天日夜写作。这样一来，我人虽在乡下，但当时的《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仍不断发出我的文章。我的新书不断出现在新华书店，厂个别领导看了之后，极为恼火，竟然以党委名义，给各报刊、出版社发出“通知”，说“叶永烈个人主义严重等等，不得采用他的稿件”（此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字员揭发，我才知道）。由于几十家报社、出版社约我写稿，党委个别领导不得不油印“通知”，盖上公章，到处散发。
　　于是，我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与我关系极熟的少儿出版社，也不得不中断了与我的联系。我给《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写的上百篇新稿子，一篇也不采用。我应《新民晚报》之约，为该报写的《元素小传》专栏，不得不终止。我应科普出版社之约写的《空气》一书，已排出清样（十万字），正要付印，因收到厂领导“通知”，不得不决定拆排。该书编辑是我多年的朋友，深知我的为人，不得不惋惜地告知我“因故不能出版”……
　　我没办法发表作品，心中极为沉痛，但我并没有把笔放下来，我仍坚持写作。虽然“元素小传”不能在《新民晚报》上连载，但我还是一篇篇写下去，写了几十篇，编成《化学元素漫话》一书。当时，还写成《身边的科学》（近二十万字，书稿几次被退稿，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散失，极为遗憾）、《塑料世界》、《化学纤维一家》，还修订了《碳的一家》（从初稿的四万字，写成二十万字），还写了《化学海洋的灯塔》（十万字）、《看不见的秘密》（六万字）（这两本书与《燃烧以后》是三部曲，都是应曹燕芳之约写的，《燃烧以后》很幸运在一九六四年出版，后两本因“故”不能出版。
　　有趣的是，厂领导虽然寄了那么多“通知”，却唯独忘了一家小报——《合肥晚报》。我自一九六O年起，就给《合肥晚报》写科学小品，由于他们没有接到“通知”，仍与我保持联系，成了我当时唯一可发表作品的“阵地”。我一连给这家晚报写了近百篇科学小品，直到该报停刊前几天—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还发表我的小品。
　　（三）打成“文艺黑线干将”，抄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林彪、“四人帮”鼓吹“打倒一切”及“文艺黑线专政论”，我成了他们打击的对象。这有几种原因，一是我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二是个人主义，成名成家，三是《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我是大毒草作者。于是，我受到冲击，受到大字报批判，“勒令”我交出作品，然后无限上纲。特别是我的童话《一根老虎毛》，被说成是用意恶毒的“大毒草”（见我在一九七八年庐山少儿出版会议上的发言稿）。
　　一九六七年，在江青、姚文元关于“天津黑会”讲话之后，因我曾给《天津日报》、《天津晚报》写过许多文章，被指控为“与天津有联系”，突然遭到抄家。那天我不在家，家里只有岳母（一九七O年病逝）抱着出生才几个月的我的儿子，爱人也不在。他们来抄家时，当即受到居委会阻止，发生争吵，但他们不讲理，硬是说我写“反动文章”，抄走了我的手稿、著作、剪报一麻袋。所幸《小灵通》等手稿放在我岳母床下的一只破箱中，岳母说是她的床，未被抄走。
　　这次抄家，对我是很大打击，许多辛苦写成的书稿（未出版）丢失了，剪报十几本丢了（不久前问厂组织组，说可能作废纸处理掉了），作品目录也丢了，高士其同志给我的许多热情来信，因高士其被说成是“黑帮”，这些信也都拿走，现在无从寻找……
　　这三次，对我是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打击。不久，我被送到干校，劳动了三年。我负责种水稻，又当植保员，倒因此学到不少农业知识。我种水稻，每天都给水稻记日记，从种到收，写了厚厚一本《水稻日记》。我亲手试制“5406”，并在干校推广“920”（第一次试用时，全干校到我所在连队开现场会）。我后来之所以写了许多关于农业的科学童话及《治虫的故事》、增订《化学与农业》，应当感谢这三年的农业劳动。另外，我在干校还反复读了《唐诗三百首》，写了一些诗。写后无处发表，只好题为《写在稻叶上的诗》，共十三首（除此之外还写了好多首别的诗）。
　　我从未种过水稻，很想从亲自种水稻中摸索经验，所以每天给水稻记日记，从种到收，没有一天间断过。即使我回沪休假，也总把日记交给值班同志，嘱他逐日记好。我还仔细阅读了陈永康《三黄三黑》一书，反复对照，学习农业科学知识。我还到五七农场参加水稻训练班，学习不少关于农业、植保的知识。
　　我重新开始发表作品 ，是在一九七O年四月，当时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我写了一首儿歌，被一作曲同志谱曲，发表在当时《红小兵报》上，上海广播电台作为“每周一歌”教唱。
　　一九七一年，因厂里挖防空洞需人，而当时我爱人生了第二个孩子（大孩子一直由我自己带在干校），家中无人照料，总算照顾我，让我回到上海。
　　我重新开始科普写作是在一九七二年。这是要很感谢安徽人民出版社的，因为在一九六五年，我曾把《塑料世界》、《化学纤维一家》寄给他们，因“故”未能出版，但他们并未退稿，把书稿留在社里（如果在我家，也许就丢了）。文化大革命中，该社发生武斗时，一位编辑把两本书稿带回家中妥为保存。一九七二年，他们派人来沪，找厂工宣队。工宣队不知一九六五年的“通知”，加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挨批，但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问题，就同意让他们找我。当我从他们手中拿到两本久别的旧稿时，心中极为激动。他们决定出版，重新燃起了我心中的创作热情。
　　于是，我又开始在业余从事写作。我重写了这两本书。当时，无人画插图，我自己动手画草图，画了几十张（当时无稿费，不敢请画家画）。后来，出版社请别人根据我的草图，重画了一下。《塑料世界》于一九七三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拿到样书，一夜没睡好。八年了，我终于又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
　　不久，安徽又出版了我的《化学纤维一家》。他们再次派人来沪，热情约我写《治虫的故事》，并修订《化学与农业》。科学出版社也来信，要出版《化学元素漫话》。我又像过去一样，每天晚上很晚才睡，星期天不休息，假日也创作。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我正伏案写《化学元素漫话》，小桌上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参考书，客人来看我，吃了一惊，说你初一还在写东西！
　　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修订《十万个为什么》时，没有找我，主要因我是“老作者”，怕被说成“复辟”。所以一开始，我只给外地写。后来，他们终于与我恢复了联系。于是，我开始为他们修订《碳的一家》。
　　接着，我开始摸索写科学童话。第一本科学童话集《烟囱剪辫子》写好后，少儿社极为谨慎，全室都看了，集体讨论后，再找我谈话。经过反复修改，才算出版了。后来，我又出版了科学童话集《铁马飞奔》、《找不到的伙伴》两书及科学童话《来历不明的病人》。
　　我试写了科学幻想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但在“四害”横行时，他们不敢发表这样的作品，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版。
　　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写成二十万字的《电影知识》一书（现正在付印）。在四害横行时，几乎很难借到电影参考书，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借到近百本电影技术书。
　　《化学与农业》一书被人民出版社“农村版图书”选中，要我修订。于是，我作了第三次修订，从八万字扩充成十六万字。第三版从定稿到出书，几乎花了两年时间。
　　由于当时无稿费，虽然厂个别领导（即原领导）知道我又开始写作（我写作处于秘密状态，不敢让厂领导知道），并未发“通知”。总算谢天谢地，使我又写下去了。当时我只五十四元工资，爱人只四十元，两个孩子，还要负责我母亲，生活相当艰苦，但所用稿纸、参考资料，都是自己买的。近百封读者来信，都是自己出邮资，而且每信必复，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少儿社编辑很同情我，常送给我一点稿纸。当我拿到这点稿纸时，一回家，就非常高兴地拿给我爱人看，说出版社送给我稿纸了。不过，如果我自己去买稿纸，回来后放在手提包中，不“声张”了。其实，我爱人是很支持我的写作的，帮我抄了很多稿。当时由于家庭生活很紧张，我才那样做。我们虽然生活很节约，但对于写作上的开支是不吝惜的。我爱人常说：“你不抽烟，不喝酒，花点钱买稿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