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晨报报道，2005年7月26日，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了对“余斌受贿案”的终审裁定，驳回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和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的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作为国家公务员的余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从形式上讲，这的确是一种受贿行为。但与其他同类案件不同的是，余斌并没有将这些钱用于个人挥霍，而是用来帮扶那些需要帮助的老百姓。
将收受的15万元“用之于民”
2004年7月9日晚，时任湖南临湘市（隶属岳阳的一个县级市）副市长的余斌接到岳阳市检察院反贪局“找你谈话”的通知。余斌说他当时已经非常清楚，关于他的受贿问题，市反贪局已经对他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取证。
7月16日，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余斌涉嫌受贿罪”对其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君山区检察院指控：“余斌自2001年4月自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钟希金等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
据法庭调查显示，2002年春节前，某乡党委书记找到时任副市长的余斌，称该乡还有几个乡干部的工资没有解决，余斌便从收到的“礼金”中拿出了1万元把几个乡干部的工资问题给解决了。2003年夏天，某村因渠道损坏导致纠纷，村民闹到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批示钱维修渠道，余斌随即给了该村5000元，从而平息了纠纷。
余斌说，多年来，他至少将所收受的贿赂以及朋友的馈赠中的15万余元发放了出去。
“我的这些做法，从形式上讲，的确是在受贿，但我没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余斌认为自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另类受贿起争议二审仍维持原判
2004年11月25日，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被告人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
12月23日，君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二、依法将被告人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一审判决后，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余斌也以“不应领刑”为由提出了上诉。
2005年3月10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该案。就在各界仍在针对“余斌受贿案”展开激烈争议时，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7日下达了“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并于7月26日将裁定送达。
记者专访受贿副市长
每年仅1万元的财政经费导致“受贿济贫”
7月24日，在临湘市三桥东边的一套简陋的出租屋内，记者见到了余斌。
余斌对法院所认定的他在任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教育局办公大楼项目经理钟希金人民币8.5万元贿赂一事并不否认。
但他解释受贿的理由是，“我在纪委工作11年，期间曾分管工程招标的监察工作，深刻地感受到，基建过程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基建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当钟希金送给我8.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并没有拒绝。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
“我这个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这一万元钱，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余斌说，他在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市财政又非常紧张。对此，法庭上庭审出示的证据也显示，余斌作为副市长，县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余斌用车的费用。
余斌说：“这是现实所迫，没办法的办法。比如2003年春节，3个下岗职工找到政府来，坐在市长办公室不走。市长把我找去了，要我接待他们，他们的要求很低，‘过春节了我们下岗职工家里没有一条鱼，没有一斤肉，这个年怎么过？’一提这个问题，我就拿了600块钱给了秘书科，安排给下岗职工每人200块钱买点肉买点鱼过春节。如果我当时没钱，就这么点现实的问题可能我都没办法解决。因为作为副市长我每年能够自己支配的费用仅仅1万元。”
法律专家：
情有可原法不容情
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徐丽霞表示：“余斌案从根本上来说，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站在不同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余斌受贿罪名成立。尽管我同情他，但法不容情。”
徐丽霞介绍说，前几年可可西里的保护藏羚羊志愿队，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变卖部分收缴的赃物受到惩处，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余斌案和此案非常相似，他们的本意和愿望都是善意的。
“如果按照正常的量刑标准，受贿10万元以上可以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9.5万元的受贿额应该在5年以上10年以下，余斌判三缓五，法院在考虑的时候应该适用了情节显著轻微条款。”徐丽霞说，“这种判决不会对法律判决的公正性产生任何动摇，有时候合情合理的事情不一定合法。尽管目的和愿望是善意的，但不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