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就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郭怡珍的普通话生动流畅，笑声频频而且爽朗。今年初，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有一场以中国女性为主题的摄影展，摄影师名叫郭怡珍（Miranda
Mimi Kuo）。“我拍照因为我很好奇。我不觉得人与人有什么不相通的地方，更多的是相通的。”
简介：郭怡珍（Miranda Mimi
Kuo），摄影师，记者。目前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时代》“亚洲”（Time Asia
Magazine）等媒体摄影报道，并定期为Businessweek，MSNBC，The Boston Globe，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等媒体提供作品。
奇怪的东西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Mimi，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镜头对准中国女性的？
郭怡珍（以下简称“郭”）：没有什么具体时间。我从92年开始在中国拍照，当时是为法新社，就开始拍中国女性，很自然的。
星期日：你喜欢拍小女孩还是大人？
郭：好像30岁左右的比较多。也没有故意去拍谁、不拍谁。
星期日：拍她们，你比较关心她们生活的哪些方面？
郭：她们在政治、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比如在解放前，女的就取消了缠脚。到了解放后，毛泽东说半边天，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成为政治目标。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再到现在，她们似乎在回到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是也有很奇怪的东西出现……
星期日：什么是正常？
郭：我一边拍照，也一直在问什么是正常？（中国的女性）是原来好还是现在好？原来的负担还有吗？现在有什么负担？负担变了吗？太复杂了。我自己比较好奇，所以就通过摄影开始慢慢调查，找变化中奇怪的东西。
星期日：什么东西奇怪？
郭：奇怪是因为和我的背景、经验不一样。比如说很多女的，包括我在中国的一些朋友，她们完全觉得她们自己没有男人机会好。她们觉得女的跟男人在一起，就应该怎样怎样，很窄。比如有的女人觉得女人应该比男人更关心衣服；应该依赖男人——特别在经济上，男人出去赚钱，女人不用考虑这个；应该要一个儿子，不要女儿；还有的说，“我男朋友或者我老公不肯用避孕套”，所以就老受孕，老去流产，伤害自己的身体。
只能接受媒体的影响
星期日：你没骂她们？
郭：那我不能。我觉得还是过去男女不平等。我去海南拍照的时候，当地的男女比例已经是141：100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背景。包括语言也是，中国的“好”字，就是一个“女”的加上一个孩“子”，这就是美好的东西，有很深的文化习惯。为什么“好”不是一个“男”加上一个“子”？为什么不是“花儿”、“树”、“日”这样美好的东西？
星期日：估计这个字是男的造的。
郭：肯定是个男的。我通过和她们在一起，聊天、拍照，也许就更能了解到为什么她们会有那些奇怪的事……
星期日：那你怎么看她们？
郭：中国就像一个小世界，有各种经济、社会情况。比如女的穿衣服，70年代末之前男女穿衣都一样，后来慢慢有一种女性感。到现在是，西方的女性感通过媒体、广告，给中国女性非常强的影响。
星期日：这一点，农村和城市里都一样吗？
郭：农村同样有这种变化，但是可能从农村到市里去的女性更受影响。在农村，这种漂亮你追求它未必就能得到它。广告、电视、杂志……各种媒体在告诉女的应该怎么穿衣服、怎么说话，过去没有人告诉她们，父母和老师也没有告诉她们，现在她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和她的父母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说话方式，除了媒体，也没有其他人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所以她只能这样，只能接受媒体的影响。在英国有这样的教育，它告诉你，这个媒体在影响你，你要摆脱它；它会讲到影响的好处、坏处，比较客观……
星期日：接着说，你怎么看她们，农村的和城里的？
郭：农村的女性非常强。许多男的都去城里打工了，农村的活儿很多由女的承担。她们不光要照顾家庭，还要承担经济。她们很有弹性——我是说很多东西她们都能接受，不光是美丽的方式。想去市里打工，也可以去。她们离开家里的原因都不一样。有的被别人推出去，有的觉得家里穷，要是留在家里怎么养活爸爸妈妈或者孩子；有的想出去见识一下；有的觉得“烦了在家”，看了电视，知道外面有另一种生活，就自己愿意去。还有的人有亲戚在市里，就去打工试试看。她们去深圳打工，非常勇敢，有时也非常盲目；留在农村的也能扛住，很多妇女也很踏实，种地、生孩子。我也不敢说，因为她们在农村，所以得不到和城里一样的工作机会和受教育机会。早些年我去拍扫盲班，她们有的也不觉得受教育有多重要，有的非常有理想，有的比较踏实。其实不管她们怎么想，她们接受与否，都会被社会影响。这一点既不受父母决定，也不受政府控制。参加扫盲班的或者去市里打工的女性，这些变化中的角色，越来越是她们自己的决定，不打工、不学习也是她们自己的决定。
不自信，怕其他人比她们好
星期日：你和她们接触容易吗？
郭：很容易。我在美国长大，想法是西方的，但是说心里话我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很像。首先两国都是大国，都很大气、骄傲。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文化优秀。波兰人就不会老夸波兰。第二，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挺幽默的，喜欢笑。奥地利人就很严肃，很难把生活中的难处变成快乐。
星期日：咦，我身边的女性怎么很难找到幽默的？
郭：说心里话，还是过去的妇女，农村的妇女比较幽默。农村到市里打工的有两种脸，比如你在上海街上经过一个来打工的，看你的是空空的眼光；回到农村，她们可以和你开玩笑，聊天，就很开放、幽默。城市里人因为节奏变化太快，太害怕失去机会……在城市里特别是女人，追求比较多，不像农村的女人，不做作。
星期日：她们在追求什么？
郭：追求一个地位，层次。要有钱，要有美丽，有什么好工作，所以她们很不容易———当然在美国这些问题也一样。她们觉得和男人相比，在工作上，在衣服上，在结婚上，付出的东西更多，才能得到一样的东西。市里的女人非常想得到认可，一旦得到某种地位就想保持住，我觉得有点不自信，不健康。“哎呀我不够漂亮”，“我不够瘦”，“老公不够爱我”，不自信，所以怕其他人比她们好——当然在英国、美国，都有这个问题……
星期日：那她们怎么看你？先说说城市里的女人？
郭：她们会看不惯我，呵呵。大多数城市里的人看人是看你穿什么衣服。我很朴素，她们有的会说，“这个女人不会穿衣服。”我只要舒服，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看我。其实首先都很好奇，为什么她对我很好奇，在大街上拍她，她也没什么害怕，或者不信任。在农村，我就问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工作，喜欢看电视吗？她们就觉得你对我们有兴趣，没有看不起，她们就怕城里人看不起，就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比如说在海南农村，敲一下门，她们就说：“哎进来进来，吃饭吃饭，对陌生人很热情。”在北京我如果这样去敲门，当我神经病。开个玩笑。
我很好奇
星期日：你把镜头对着她们的时候，你会想想你和她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吗？你会想到你自己吗？
郭：有很多方面。首先不管怎么样，因为我的父母是中国人，我会有一种亲密感，在其他国家很少会感觉到。我从小就对妈妈的姥姥的历史感兴趣。拍照的时候我会想，就是因为父母去了美国，我就没在中国出生。如果我在中国出生，我就是她们，那我跟她们没什么区别。作为妇女，我们有更多共同的问题和话题。女人跟女人聊天更舒服，比跟一个男人舒服……
星期日：唉，原来你和我聊得不舒服啊真失败……
郭：呵呵，聊的东西也不一样。比如我和一个朋友在北京郊区的怀柔农村租一个房子，我的朋友是男的，不是我男朋友。我们和当地的一对夫妻很熟，妻子就跟我关系比较好，她会告诉我：她想离婚，因为老公喝酒太多，她太累了什么，这些她不会跟我的朋友聊的。
星期日：那你不劝劝她？
郭：不劝她。这不是我的权利和责任。
星期日：那你的权利和责任是什么？
郭：我没有权利和责任。我就听、了解，我不想参与她们的生活。我想通过照片，让其他人看到，她们的生活是这样——我喜欢真实。她们向我表达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感觉，我不想做判断，决定什么是好的、坏的、对的、不对的。但是拍她们的生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我的日常生活里有时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什么地方比她们好，缺什么。有时我会更加认可自己的生活方式。
星期日：对了说说你是怎么会开始拍照的？
郭：我爸其实是个摄影爱好者，他从台湾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时候爷爷送了他一个非常贵的相机。我的三个哥哥从没用过我爸的相机。我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相机，就从柜子里拿出来。我就问爸爸怎么用，他就告诉我怎么用，怎么冲洗。那时哥哥上大学都走了，就拿了一个房间做暗房。我就自己去拍了一卷，黑白的，到暗房里冲，很好。我买了很多书，借了很多书，主要就是自学了。高中给报社、给学校的年鉴（yearbook）拍。大学我在斯坦福读“美国研究”和“亚洲研究”，读“中国现代史”，同时给日报拍照。一边读一边拍，其实我书可以读得更好。我的毕业论文是做的崔健和王朔，“中国现代文化角色”……
对，我就是ABC。我爸妈比较特别，1974年左右就回大陆了，他们是“友好华侨”。第一次他们带我们来中国是1981年。他们就是想落叶归根，现在就定在北京住下去了。他们很高兴，朋友多。他们一直希望中国发展好，等待着一天，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好位置。我也从小对中国就挺有兴趣。不过我没有什么落叶归根的概念，我还是要回美国，那里空气好，这是我的文化习惯。
星期日：你觉得拍照带给你什么？
郭：我很好奇。拍照带给我更多的是了解别人，了解人类。我刚去了英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去了那么多地方，我不觉得人与人有很多不相通的地方，更多的是相通。了解了更多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生活是这样？为什么她们做这样的选择？如果我是她怎么办？如果有一天我的环境变了我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