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王君 摄影■王婧
　　每年4到5月间，都是孔雀的繁殖季节。而2005年的2月，却有这样一只孔雀提前在柏林展开了它的美屏，吸引住无数来来往往看客的眼球。然而，这又究竟是怎样一只缤纷却不奢华的“孔雀”？且听顾长卫为您细说……

　　申：据说《孔雀》有一个7小时的版本，对于将7小时的内容剪辑到如今的2个多小时，顾导就不担心造成情节剥离、人物分裂吗？如何处理大范围剪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呢？
　　顾：没有，没有那么多，怎么都涨到7个小时啦！哈哈！最笨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剪，不停地请人来看，甚至请人来帮我剪。比方说，王朔、田壮壮。好在是用电脑剪，都可以把不同的版本留在那里。其实最后比较稳定的一段是2小时40分左右。最后在电影院里的版本是2小时22分。我觉得对于喜欢这个电影的人来说，还是会觉得有些遗憾的。因为确实有些被拿掉的故事都特好看。可是因为电影院如果超过2小时28分就必须得算上下集。你说让观众看一个电影，分明是一个电影，却要花两个电影的钱，我觉得电影票价也挺贵的。

　　申：影片最后用了很长的时间等待孔雀开屏，你觉得孔雀开屏意味着什么呢？
　　顾：它其实是什么都没有意味，但是却又是什么都意味了。观众其实是有很多的自己的不同的解释。你看见孔雀突然终于又开屏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我自己也会有很多感受。我听到别人说出他们心里感受的时候，其实好多是我心里没想到的。也许在明年，我可以准确地说出自己心中的“孔雀”。

　　申：通过《孔雀》看出顾导对小人物有一种特别的关注。但片中把小人物的生活刻画得很压抑，小人物也有他的喜怒哀乐，为什么片子里描写小人物生活中快乐的场景就那么少呢？你对这个时代的小人物生活的理解又是怎样的呢？
　　顾：我觉得那个年代挺压抑的。在电影里面是有很残酷、很压抑、很无奈的东西。是不是所有理想、所有梦想都能实现呢？我觉得尤其是那个年代，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人，不仅是经济被计划，人的生活也被计划，普通的人就是被计划好做成螺丝钉的。你就得钉紧点，别吱声，在那待着就对了。其实个体的生命在那个环境下就是被挤压的。你不能按照你的原本的性情那样生活。所以你一定会觉得压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能感到那些朴素，还是能感到那些温暖，而且同样还有深情。

　　申：作为一个杰出的摄影师，你是更注重镜头还是演员的表演，或者其它？
　　顾：我觉得这两者分不开。比如说一个镜头它其实是去制造一个环境让演员去表演，让故事发生，让电影成长。我觉得镜头不能孤立出来说一个镜头多重要，它有时候真的不重要，是因为我觉得内容比镜头更重要。但是有的时候镜头太重要了，因为没有镜头，这内容根本没有机会呈现。这两者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它们分开。电影呢，她有自己的生命，你拍两天以后，就会发现这电影你不能瞎拍。你不能说，我就想要这样拍，你会发现你和她拧着是不行的。你会发现那不是这电影。但往往拍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比较省劲了，因为怎么拍，就只能那么拍啊！你给它外加一些，我就是要特写，我就是要强调某一个细节，但是你把镜头放进去你怎么都觉得不合适。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镜头到最终还得把它剪掉。可是从一般的叙事角度，你似乎需要这些镜头，需要让观众看清楚一些特别的点，但是它存在就是别扭，所以最终它们还是消失了。我就想，一个电影她最终还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她有自己的韵律。拍电影的同时，对一个电影人来说，他自己本身也在成长。

　　申：很多人都把《孔雀》视为第五代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有人说《孔雀》是夹在第五代和第六代之间的一个特别，对此你怎么看呢？
　　顾：说是“第五代最后一部作品”我觉得不够科学。如果说是第五代的作品，我倒觉得她也算是一片绿叶，给了第五代众多的作品。我要是从年龄上讲要划入第五代的话，那我想，比如说下面那个电影叫《立春》，这剧本我觉得比《孔雀》一点都不会逊色，也许会更有意思，以此就说她是“第五代的最后一部作品”显然不够有预见性。关于“第五代和第六代之间的一个特别”，我觉得也行。反正我觉得得过些年再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早期做摄影师时，我也和第四代的导演合作过，比如滕文骥。我觉得他们也很不错。

　　申：你觉得你和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等有什么不同吗？
　　顾：我觉得他们比我出色，比我有成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电影的平常人。从前做摄影师也在拍电影，现在当导演拍了一个《孔雀》，其实也是在拍电影。张艺谋其实是很有成就的，他做过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电影，而且很有观众基础，近两年来就更有观众基础了。我想电影同样也是需要观众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兴趣，都会有自己的审美角度，就像每个人写字不同，唱歌也不同。这和人的个性和人的血型也是有关系的。我是O型血的，应该算是跟别人容易相处的，应该算是善解人意的，所以我想我自己拍了电影应该不会是那么太阳春白雪、太晦涩的。我希望她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但是观赏性之外呢？还能够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假如你有机会看第二遍的时候，发现还有更多的内容，或者说过两年再看时，还能觉得这电影真是还能再看一遍，或者还愿意提起来。

　　申：那你又是如何看待如今的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如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
　　顾：《可可西里》我很喜欢。我觉得其实观众和市场都需要更多的丰富内容的电影，不同风格的电影。我觉得并不是谁出来了，就是市场的唯一，而是市场本身电影就太少了。我觉得中国应该出100个张艺谋，100个陆川，100个姜文，100个陈凯歌，这样中国的电影市场才会有人气才会更热闹。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来看电影。
　　申：如今越来越多的文艺片导演都转向了商业片，其中就有你曾合作过的张艺谋和陈凯歌。有没有想过拍商业片？
　　顾：现在还没有呢！我现在其实拍电影都挺商业的。其实商业是什么呢？商业就是观赏性强。但是典型的商业电影呢？她却在内容上少点东西。假如说一个电影，她算是一个艺术片也罢，但同时她又有很好的观赏性呢？我觉得《孔雀》也是一个商业片，因为她的观赏性也很强。但同时我觉得她又是一个艺术片，因为她还是有点内容的。另外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大片，因为大片不仅是投资高，重要的特征是因为她能拍得时间很长，能用很长时间来做后期，而《孔雀》虽然投资没那么高，但是她也拍了四个月，因为只有大片才能这样拍，剪大概是八个月，大片才能这么剪。

　　申：在影片结尾处打上了“感谢雯丽”的字样，妻子在拍摄中给了你怎样的帮助？
　　顾：（沉思片刻）一个家属式的帮助，一个朋友式的帮助，一个《孔雀》剧组编制外的一个人，但是她为了一个电影，包括对我都有很多帮助。我有时跟她讨教一些经验，比如导演常常和演员说什么。我曾经做摄影师，那时候没有当导演的理想，所以也从来没有注意聆听过那些导演在关键的时候都和演员说什么，也许我能从她那听到一些属于内幕的那些话。对于我这个不善言辞的人，那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