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炼狱：美国人热衷诉讼又恐惧诉讼

　　□本报专稿／尹林标编译
　　罗恩·辛格尔顿牧师总是敞开着房门。这样，这位牧师在向教徒提供咨询时，万一被控不当行为，走廊对面的秘书可以为他作证。辛格尔顿规定自己不与人正面拥抱，而且他发明了拍拍手安慰失败者和悲伤者的方法。他说，没有拥抱“真的令人遗憾”，但是他能做什么呢？他承受不起诉讼。
　　纽约布鲁克林的桑德拉·斯科特医生没有因医疗事故被告过，但是这不能使她安心。作为一名急诊室医生，她常听到病人威胁告她，即使她给他们看病的时候。“他们到医院，因为头撞了厨柜，而我正在治疗两起车祸的伤员。他们认为应该得到及时治疗，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就生气。他们会咆哮如雷，‘你不给我治疗，这个医院太可怕了，我要告你。’”斯科特说。
　　瑞安·华纳是一名志愿者，在亚利桑纳州佩奇市主持一年一度的垒球锦标赛。这个锦标赛通常能筹集到大约5000 美元支持本地学校的体育项目。但是今年他不干了。最近一次锦标赛，一个在比赛中骨折的男子向佩奇市提出了一个10万美元赔偿诉讼。华纳担心他会被列入被告名单。“你为社区做事情，不为自己挣钱，结果你为无法控制的事故而被告，这令人胸闷。”华纳说。他取消了今年的锦标赛。
　　美国各地的操场拆除了猴架、攀援支架、滑梯和秋千、跷跷板和其它老式体育设施。原因是在操场上把自己弄伤的人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诉讼。但是有些专家说，看似比较安全的新的体育设施事实上更危险，喜欢冒险的孩子会自我测试，譬如攀越秋千的顶部。其他少年坐在家里发胖，他们的家长就会与麦当劳打官司。
　　诉讼威胁十分可怕
　　美国人受了极小的刺激就会相互打官司。老师、医生和教练都担心，只要出一点儿差错，或者得罪了一个父母或者病人，就会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不仅要承受不断增加的诉讼费，过不安定的生活，还要担心失去一切。诉讼是有益的，但是也在改变并恶化数百万美国职业人士的生活。
　　争讼并不是无益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改革的法官和善意的社会改革派开始为弱者和贫困者提供去法院主张自己权利的渠道。一些大公司和一些当权人物被判玩忽职守和冷漠麻木而承担责任，一些制造商被迫重视工人和消费者的安全，公务人员对他们的服务更加负责。
　　但是美国人不仅告大公司和坏人，他们告医生，因为医生没有阻止不幸的发生；他们告学校，因为他们的孩子撒谎遭到了学校的训斥。他们在人行道上跌跤，被酒醉司机撞了，在高尔夫球场遭到雷击，甚至在公园里受到鹅的袭击，他们都会告当地政府。他们告他们的牧师，因为他们没有阻止自杀；他们告少年棒球俱乐部的教练，因为没有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全明星队；他们在监狱打篮球受伤，就要告看守。他们自己受伤重了，要告；他们伤得很轻，要告；他们没有受伤，也要告。
　　有许多案件并不属于法院管辖，但是律师和当事人就是要到法院告状。因为他们希望遇到一个有同情心的陪审团大捞一把，不仅得到实现损失（譬如医生的诊费和自己损失的工资）的赔偿，而且得到难以计算的“精神痛苦”的巨额赔偿，还有随意性很大的“惩罚性赔偿”（根据标准的“意外费用”协议，律师可以从中得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佣金）。美国最高法院今年试图限制惩罚性赔偿，法官经常减少毫无节制的陪审团裁决。过去30年的诉讼爆炸有可能稳定下来。即便如此，诉讼威胁仍然十分可怕。许多美国人之所以打官司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权”把诉讼费用和负担强加给得罪他们的任何人。
　　社会付出的代价无法用钱来计算，但是这是一笔巨额费用，估计每年2000 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可以用作聘请更多警察、消防队员和教师的诉讼费用的。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发生更微妙更可悲的变化。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了，变得更加谨慎小心，朋友和邻居更加相互提防。几乎任何人都必须问：假如我说错了或者做错了，我会被告上法庭吗？牧师和老师不敢提供劝告或者惩戒。这个行为会被误解吗？这句话会招来诉讼吗？
　　医药公正机制好比“晚期癌症”
　　我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已经使我们减少了自由，减少了运用我们的社会常识对我们如何生活和如何对待别人作出正确判断的自由。我们因为“恐惧诉讼”而不能动弹了。法律改革者菲力浦·霍华德说。霍华德1994 年发表了畅销书《社会常识的死亡》，最近又出版了《社会良知的垮掉》。但是，我们真的被难住了吗？对于诉讼最多的教育和卫生两个领域，霍华德提出了把美国人从疯狂的法律机制拯救出来的提议。他说，关键是要把不属于法院管辖的琐碎案件区分开来。他说，一直以来法官放弃了这个责任。
　　作为一名公司律师，霍华德10多年前就开始思考为什么政府很难做成任何事情。随着他对各种法律规章的深入研究，他开始发现最大的障碍是恐惧诉讼。霍华德认为，只有激进的改革才能制止他所称的“任意诉讼”。
　　霍华德把“医药公正”机制比喻为“晚期癌症”。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每天上班时总担心诉讼，至少现在还没有。但是，许多医生的确如此，尤其那些从事高风险专业的医生，如产科和外科医生。“每个病人都可能是一个诉讼人，每个家庭成员都可能是一个原告。”田纳西孟菲斯内科医生托马斯·罗林顿博士说。他说，恐惧诉讼可能会阻止他帮助一个在车祸中受伤的陌生人。
　　有些医疗失误是惊人的。但是，有一些诉讼要在过去，会认为是病人自己的错误而被打发掉。譬如，一个29岁的瘾君子控告宾夕法尼亚一个精神病院没有阻止她过量吸毒和自戕。她说，医院应该警告探望者不要把毒品带进医院；工作人员应该发现一个探望者把一些海洛因和可卡因带给了她。
　　怪不得，医生为了证明他们采取了所有办法，做了所有检查，开了所有药，咨询了所有专家，而在这些“防护性医药”上浪费了估计500 亿到1000 亿美元。这笔钱足够为4000 万美国人购买健康保险。
　　医疗失误赔偿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补偿受害者和防止将来发生失误。许多研究发现，大多数医疗失误病人发现不了，十分之九的医疗失误没有得到赔偿，无数可以避免的死亡事实上是由这个机制造成的。恐惧诉讼助长了守口如瓶的风气，医生们避而不谈问题和失误，以免他们的坦率成为法庭上不利于自己的因素。最危险的是，不胜任工作的医生常常留任许多年，部分原因是雇主害怕被炒鱿鱼的医生提出错误解职诉讼，甚于害怕他们的受害者提出医疗失误诉讼。
　　恐惧被告就像恐惧蟒蛇
　　在教育系统，“诉讼恐惧”同样严重。许多美国人意识到长期以来学校乱哄哄缺乏纪律，教师质量不断下降。许多教师说他们的工作失去了乐趣。一般人并不了解法院和国会在造成这些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剥夺了教师和校长使用他们的社会常识和判断力的自由。因为过去40年的司法裁决和法律，不管什么理由，孩子被勒令停课一天，没有充足的“应有顺序”，孩子的父母就可能去法院告状。
　　圣迭哥市学校总管阿兰·伯森称，恐惧被告就像恐惧“盘居枝形吊灯上的蟒蛇”，永远悬于头顶，随时都会进攻。不服管教的学生感觉得到教师的担心和自己的能量。“一个少年在教室里恣意发泄，你拍拍他的肩膀，他会马上转过身来说‘别碰我，不然告你’或者‘你没有证人’。”最近退休的教师兼教练罗勃·威尔德说。
　　操场更像是诉讼战场。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仅为了孩子受伤而且为了孩子没有参加球队而受到的“感情伤害”而打官司。哥伦比亚州为业余体育俱乐部提供保险的约翰·萨德拉说。教练们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允许一个残疾孩子参加球队，假如他受伤了，他们可能被状告；如果他们不让他参加，他们可能以歧视残疾人而被控告。
　　当然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诉讼的温床。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市长都知道，他们市政府被看成是支付几乎所有伤害的钱袋。纽约每年支付令人惊愕的法庭判决和庭外和解赔偿金5．5 亿美元，这是因为有同情心的陪审团让政府掏钱从不心痛。一个姑娘乘坐的汽车为避让一辆救护车而撞上一棵树造成她腿部骨折，陪审团裁决判给她500 万美元的“痛苦”赔偿金。一个路人被一个酗酒的司机撞伤，获赔630 万美元，陪审团还说太少。一个女人被一辆在冰上打滑的出租车撞击后失去一条腿获赔700 万美元。
　　这种法律赋予权利的意识已经传遍全美。在缅因州佩诺布斯科特县，一个以重罪通缉的性犯罪分子逃进了积雪的树林之后，警方追捕了他3天。当这个嫌疑人最终被抓获之时，他被冻伤了，并且失去了两个趾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扬言要告警方，因为警方没有早一点把他抓住。他找不到一个律师。但是这种厚颜无耻并不令佩诺布斯科特县警长格林·罗斯吃惊。“我们一直在面对诉讼。我们心里总有诉讼这件事。”罗斯说。
　　法律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样状况不会结束了吗？布什总统已经表示要把出庭律师当作一个问题在2004 年的总统选举中提出来。某些州的法律改革者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通过了几十个旨在扼制个人伤害诉讼激增的法律。加利福尼亚的侵权行为改革把病人能在医疗失误诉讼中得到的“精神痛苦”赔偿金限定为最高不超过25万美元。其他各州限制了律师能得到的意外收费。但是，其中许多法律被法庭绕过了，而且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
　　传统侵权行为改革并没有触及较为深层的问题，没有引起一个影响了数百万人生活的机制发生根本变化。霍华德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方法———把教育和卫生的争议完全从普通法院系统分离出来。
　　在公立学校里，受侵害学生的父母不是去法院，而是把他们的争议提交到一个家长教师委员会。霍华德说，教育工作者应该不受约束地运用自己的常识来保护其他学习被干扰的学生的权利，而不会“因为某个学生的父母对一个惩戒决定失望而要面临诉讼”。校长应按照自己的判断力不受约束地管理学校。一旦发生了争议，他们必须接受家长教师委员会的调查，但不必因为勒令一个学生停课一天，开除一个不称职的教师，或者改变课程安排，而担心被告状。
　　同样，在医疗领域，霍华德提出把大多数医疗失误案件提交一个由医学专家组成的特别法庭。法官就是医学专家，他们遵照已经制定的医学标准判断，而不是让不懂医术的陪审员受同情心支配来判断。霍华德认为，一个医疗专家的法庭不仅会保护好医生免受恶意诉讼，而且还会使医疗失误的受害者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实际损失的赔偿，外加精神痛苦赔偿金。病人在几个月内可以得到补偿，而不是拖上许多年。
　　然而法律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过去30年，要求告上法庭之前先进行调解的尝试没有扼制住诉讼案的激增。但是，或许有一天普通美国人会意识到，他们的诉讼权利已经变成了一场对我们所有人的审判。
　　译自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