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和谐对文化的呼唤
———解放日报首届“文化讲坛”实录

    对话篇

　  主持人 尹欣（周末部记者）

    得知邀请到余秋雨、赵本山和曹景行三位文化名人作为首届“文化讲坛”嘉宾以后，解放日报很多记者都非常开心，大家觉得机会难得，所以一再要求与三位文化名人进行面对面交流，下面让我们听听解放日报的记者们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缺少体温的文化很难被感受

　　经济部记者蒋娅娅:媒体上有三个固定词组，文化界有“余秋雨现象”，春晚有“赵本山时代”，电视评论有“曹式评论”。三位的个人魅力都推动了文化影响力，但也有人认为，个人烙印往往又会制约文化的发展，请问余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余秋雨:文化转型中，文化的个人色彩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文化如果离开了个人的创造，都变成一种团体行为，文化的精华就很难体现出来。
　　文化摆脱早年的群体性的模糊，进入到个人的独立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还谈不上是持续性的重大文化现象。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文化中永远只有代表上海、代表东北的文化，而没有个人的血脉、脾气，甚至没有个人的缺点，这种文化是缺少温度的。
　　缺少体温的文化，很难被个体直接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表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角色，才会打动活生生的个人。我在《艺术创造论》里提到，当时罗曼·罗兰访问苏联，临走时，有人问他对苏联的文化有什么批评，罗曼·罗兰说，你们什么都好，但缺少“单间”，缺少艺术家单独和观众心灵碰撞的机会。
　　对文化个体，千万不要求全责备。个人有个人的脾气、毛病和局限性。现在，我们似乎还缺少迎接单个文化人的充分的准备。如果海明威、贝多芬活在中国，还不知道会受到多少批评，因为他们毛病都很多。如不接受局限性，就不能接受单个性，就很难接受有生命温度的具体创造。没有这样的创造，就很难创造宏观的时代现象。

　　公务员要考小品吗?

　　党政部记者方敏:前阵子北京市大兴区副处级岗位的应聘者，除了要接受笔试、面试和心理测试，还必须表演以突发事件为题材的小品作为考核，请问赵先生，您觉得考副处级岗位要考小品，有必要吗？为什么？

　　赵本山：是考艺术团的副处级吧？（笑）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政治就幽默了（全场大笑，鼓掌）。

　　媒体人站在天平的两端

　　机动部记者郭泉真:面对日渐喧嚣的信息环境，确保媒体的公信度和强势力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曹先生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遥控器”和“五角钱”的理论，对此您有什么心得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媒体人？

　　曹景行：每天早上读者有很多选择，可以用几角钱买这张报纸，也可以买那张报纸。不愿意看这个节目，可以选择其他台，也可以关机。如果不符合观众和读者的需求，惩罚的最好手段，就是那个五毛钱和遥控器。
　　因此，我们一直处在天平的两端，在市场化环境中既要保持一定的专业水准，保持道德标准，要保持使命感，又要在市场上站得住脚。是否站得住脚，不仅是赚不赚钱的问题，最后还是要看受众是否肯定。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确实越来越难做，特别在互联网以及各种信息的冲击下，每天我们都在做这种衡量：要不要报，怎么报；要不要评论，怎么评论。如果什么标准都不要，那就是台湾的方式。台湾的方式是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以最快的速度，不管有没有用，就将一大堆东西塞给你，什么东西最吸引人就报什么。比如说发大水，用现场的直播车，台湾8个新闻电视台都可以24小时报大水。那怎么吸引住观众呢？就是要站到水里报道。第一个记者站到没膝深的水里，第二个记者就站到齐腰深。水没有这么深怎么办？第三个记者就跪在那儿了。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凤凰台不是竞争台湾市场，不是竞争香港市场，而是主要竞争全球华人圈，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市场。因此我们现在还能做到既在市场上站得住脚，又坚持自己的准则和理念。

　　选择文化的有效性

　　新闻编辑部记者蒋楠:请问余先生一个问题，您曾经非常强调文人要出高层次的畅销书，可见您本人很重视读者对您作品的注意力，而您对读者注意力的重视，最终使您本人也成了大家注意力的焦点，您是如何使两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的？

　　余秋雨：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每个人选择的路不一样，我选择的路是有效性。我研究比较多的是接受美学，怎么让广大的读者接受。理由很简单，我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非常精彩的话，记载在书上的就留下了，有的没有留下，有的即使留下了也没被翻过。我研究中国戏剧史也发现，在课堂上讲很长时间的戏，主题思想好、文学形象都很好，但是一查没演过，只是一个剧本。所以我写中国戏剧史，非常强调在中国人的灵魂塑造过程当中，戏剧曾经起到的作用。
　　无效的文化行为对中国来说，如果积累过多，我觉得是不道德的。譬如文化人拿了丰厚的薪水，评了很高的职称，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其文化行为基本是无效的。我一直在做很多努力，但是有效的途径很多，有没有可能在保持自己文化追求和文化人格的基础上追求有效性。我做过很多次试验，比如我在写《文化苦旅》的时候，努力写得比较感性，大家接受后，又推出了《山居笔记》。我写《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时，努力洗掉一切文学上的色彩，再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试验中我发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华人圈，读者都非常期待这种能被人接受的文本。只要深入地做下去，我相信对文化有效传播会有很好的作用。
　　我个人没有进行过炒作，没有一本书开过新闻发布会、开过研讨会。但个人的名声大了以后，有时会产生非常不好的效果。刚才本山还提到我不写了，其实，我当时说不再写了，是对盗版的批判。我反盗版反了十年，但现在我的书被盗版的越来越多。一是我的著作被盗版，第二是乱编，内容颠来倒去。第三是伪书，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还挂我的名字。比如市面上有两本黄书，还有一本《北京盲流大调查》（上下集），这些我都没写过。那个时候我就曾经给记者讲过这样的话，如果盗版还得不到有效的阻止，我确实很难再继续写作。这一句话重心是反盗版，而不是不再写作。所以今天正好有一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是对盗版的一种抗议，希望大家的文化思维能够支持这一点。这也是成为名人以后的麻烦，书被盗版，名字被乱用，反驳的机会都没有，最后连你的好朋友都会相信。

　　文化的创新和流通

　　周末部记者黄玮:余教授，您曾经指出过上海文化有两处暗伤，一个是文化整体创新精神不够，二是文化流通强度不够，今天在这里能不能请您给上海文化开一张疗伤的药方呢？

　　余秋雨:我觉得我们上海文化要往前走，这两点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创新，一个是传播。目前这两点力度都不够。“创新”两个字有时候被理解成其他的概念，我就讲创造。创造的概念是怎么样的呢？应该是作品真的被大家认可、不断有新作品出来的创造，而这个作品的价值确实不在于评奖。所以，被比较广泛认可的创作者现在似乎不太多。我们现在拿出手的新的电影、新的电视剧很多，但从艺术格局、深度思考上看，新的内容却不多。
　　上海本来应该是一个创造性特别强的城市，因为它的历史不是很长。很多文化古都专门挖掘自己的深厚底蕴就可以做文章了，但上海不是一个文化古都，老是靠挖掘二三十年代的繁华，肯定是不够的。我爷爷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并没现在所说的那么繁华。另外，上海文化沉淀也不多。总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上海文化小圈子里打转是做不了多少文章的。我们过去老讲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范围在后来却慢慢缩小。其实，上海文化最精彩的时期，是包括像鲁迅这样的很多创造者，都集中在上海这个不大的城市里，进行着创造的时期。那个时候，很多新的东西都在上海发生。和过去的上海比，和世界各个城市的文化相比，现在我们上海的文化创造力真不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再者就是流通的问题，第一种流通是很多人进来，第二种流通是很多人出去。这样的“大进大出”才是从前上海成功的秘密。但后来大流通比较少了。我前面讲到，鲁迅最后的十年在上海，张爱玲很多创作也在上海，我们很多中国文学上的重要事件都在上海发生，百岁老人巴金先生也不是上海人，却生活在上海。就在那样“大进大出”的时代里，创造了上海文化的辉煌。现在“大进大出”少了，我们很难在外面看到上海文化的成果。我经常担任文化作品的评委，我多么希望上海的作品能出现在一等奖或特等奖的领奖台上。但我发现这样的作品不是没有，就是比较少。这说明现在上海为全国和世界所接受的文化越来越淡薄。所以我觉得上海的文化，现在第一要创造，第二个要立足于更大的领域，不要只想到上海、上海、上海。这在中国是大问题。很多小范围内，演员、剧本都是一个地方的，这肯定做不好。因此，上海一定要以非常辽阔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题材、我们的内容、我们的创造力、我们要引进的艺术家。现在中国有多少世界级一流的华人作家愿意在上海居住？要让他们来上海居住啊。从客观条件上来说，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很简单。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让比较重要的文化大家都来上海，那就是大江大河一般的文化源流的涌入。我们不要缩在小范围里面，要立足于创造，立足于大空间的传播。

　　曹景行：我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改革开放早期，那时候上海文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解放日报》四个版面的“文化”。而我到了香港以后，看到的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文化。但这个高度市场化的文化现在也开始衰退，很大的原因是香港创造出的很好的流行文化走到了一个“瓶颈”，它的市场机制最后也使它失去了创造力，很多有创造力的人去了北京。在这个当中，我感觉到余老师刚才讲到的创造力的问题。一个地方的创造力从哪里来？是靠人才的流通。香港有很多做媒体做艺术的人去了北京，这说明北京确实在文化上面很大气，它吸引各地人才。但上海好像还没形成这种大气，企业家跑上海比跑北京多。而香港曾经是有过这种文化上的大气，现在又慢慢泄气，包括台北。这大概是一个很粗浅的评论。

　　余秋雨：景行给我打开了思路。现在世界上一般公认的国际文化中心，还是纽约、巴黎，第三个有点争议，或者是法兰克福，或者是伦敦，现在国际上承认的亚洲的文化中心还没有。东京虽然很繁华，但它还不是文化中心。香港过去可能曾经是，但它有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所以还不能做大。香港的文化身份到底是国际文化、欧洲文化做它的本体，还是中华文化做它的本体，这一直没有解决。第二是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产生非常大的隔膜。台北这几年来政治上的对峙，造成它的文化格局越来越小。至于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比较有希望的是北京，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来说，我的书发行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北京，因为它的吞吐力大，这和国家的某种集中的力量有关系。我们上海的吞吐力小，有办法改变吗？有的就是我们的出版商，我们的发行者，努力把上海的吞吐力做大，这一点上海还需积极发展。

　　上不上春晚，观众的选择

　　文艺部记者伍斌:请问赵本山先生，您已经十几年连续上春晚了，您会不会一直上下去？当您有一天离开央视春晚的时候，作为一位艺术人，您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赵本山：离开了就好像刘老根退休了（笑）。如果观众喜欢，我就一直上。我没有选择上和不上的权利，这个权利是观众和中央电视台的。

　　赏影碟，看天下

　　观点版编辑杨波：听说曹先生非常喜欢看影碟，在凤凰台也是出了名的。在座也有很多像您一样非常爱看影碟的人，但更多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来看，并不是和工作联系在一起。所以我非常好奇，曹先生爱看影碟和拓展工作的视野有什么关系？

　　曹景行：我离开香港时，到《时事开讲》的主持人董嘉耀家里，他家里有上千套的DVD、VCD，其中大部分是我放在他那边的。我看完以后就转给我的同事，都是正版的。我在这里强调一下正版的好处，特别是看外国电影，正版的翻译比较好。如果看一些盗版片，翻译得很烂，也浪费时间。
　　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影碟。这对我来说第一是休息，每天看了太多真实的事情，在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隔断，可以不动脑筋，看人家编给你看的故事。看多少算多少，十分钟也可以，二十分钟也可以，断断续续也能把一部电影看完。第二，我可以通过这些电影了解世界上更多的事情。电影里很多东西比新闻更能够深刻反映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社会。通过看影碟，我发现很多好莱坞以外的好影片，有欧洲的电影，也有第三世界像拉丁美洲的电影。这些电影首先让我看到了新的空间，如伊朗、墨西哥、阿根廷的电影，而且那些电影的水平相当高，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吸收，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

　　怎样看待"韩流"不止？

　　周末部记者顾学文：刚才余先生和曹先生的演讲都提到了韩剧的问题，的确，我们国内现在是"韩流"不止，年轻人中还有所谓的"哈韩一族"。对此，有专家指出，这是"用中国文化的拳头打遍中国"。我想请教三位对这一现象的看法，特别想听赵先生的看法。

　　主持人尹欣：赵先生看过韩剧吗？

　　赵本山：我没看过（笑）。有人看才能有市场，我们自己的片子要么是皇上的，要么是格格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市场的选择就是观众愿意看。

　　主持人尹欣：我也挺喜欢看韩剧，也挺爱看赵先生的电视剧，我想共同的原因是大家觉得这些作品都很真实，都来自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儿。余先生和曹先生刚才也谈了"韩流"文化的问题，刚才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用中国文化的拳头打遍中国"，这句话让人听起来挺不好受的。

　　余秋雨：这是我非常不同意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你想，如果韩国文化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成功啊。但我们应该感到自己的某种差距，为什么同样是东方文化，我们没有做出大量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剧本？我们也有电视剧，我们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要非常谦虚地来寻找。韩国文化繁荣恰恰是在破除了民族保守主义之后。1988年韩国解除了对异族文化的禁令，外国的电视剧、小说都能进口了。开放后，民族文化没有失落，反而在那个时候强盛起来了。我们在这儿不要用民族文化的意识去挡"韩流"，这对文化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敏感。这种敏感会影响我们文化的成长。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我看过一些韩剧，它所表现的题材和我所喜欢的题材有文化等级的落差，因为我们这些人以前是看雨果等人的作品长大的。但是在这个落差当中仍要寻找我们自己文化和它的差别，并由此寻找到当代的通俗文化的根在何处。这里有大量的工作可做。

　　选择观众的态度

　　国内部记者李晔：本山大叔您好，现在网上有许多网友自创的作品，很有您的风格，比如号称赵本山与周星驰联合主演、投资五亿美金的《功夫老根》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您会不会和周星驰合作，会不会把《功夫老根》搬上银幕？

　　赵本山：我没看过（笑）。要合作我当然愿意喽，我也喜欢周星驰（笑）。

　　主持人尹欣：能不能给您的同行周星驰做一些评价？

　　赵本山：我没法对同行说三道四。我选择周星驰是我选择观众的态度（全场鼓掌）。

　　主持人尹欣：您从心里觉得，您和周星驰两个人哪个更招观众喜欢？

　　赵本山：这个没法评价，这个太敏感。

　　留恋土地，就是觉醒

　　周末部记者张航：赵本山先生，正像您刚才说到的：要把双脚插在泥土里，那里最有"营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广大的农村就是您创作的源泉？有些文化人从农村走出来以后，变得比较清高，甚至觉得被老百姓追捧是俗气，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赵本山：这是一个关于雅与俗的问题。高雅俩字对于我来说，是从来都不敢用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算是最高雅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俗的民族，为什么总要用"高雅"这两个字来考验自己呢？最可怕的是本来不高雅，却装高雅。在我心目当中最美的是自然，还是自然的好（全场鼓掌）。
　　说起出名后变清高，我想谁都会有这种毛病，这其中就包括我。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只是我醒得比较快一些，总是尽量控制自己（再次鼓掌）。
　　现在我还常回老家铁岭看看，但假如让我连续在那里住上十天，我没什么信心。这并不是说我讨厌那里，而是真的要回到那份艰苦中去，肯定会觉得它不可爱，因为痛苦本身并不可爱。
　　每次回去，我都对自己说，我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就啥事都看开了。留恋这片土地，就是一种觉醒。不忘自己的出身，才能真正看到自己。

　　文化批评别当文化"杀手"

　　观点版编辑华伟：曹景行先生，刚才您提到，当下缺少一种让好的文化作品成长的宽松的环境。余秋雨先生也说，现在缺少对于文化创造者的保护，使他们往往处于寂寞和不被理解的状态中。请问曹先生，作为一位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建立一种善待、宽容文化创造者的机制，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曹景行：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对于文化作品的限制也越来越少，但是好的艺术作品、文化作品的出现还是这么困难，原因是什么？
　　答案还是在于要解除种种束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当然文化批评、艺术批评都是需要的，但是现在的批评常常对作品带有一种"追杀"的感觉，好像不把它"杀"下去就不甘心。
　　有一次我在北京，一位记者问我，你对现在中国大陆的主持人有什么看法？我说，大家想一想，中国的电视才十几年的功夫，就出现了这么一大批的主持人。这是多么难得，高兴还来不及，为什么要对我们的主持人这么苛刻呢？对于所有的文化，特别是做得好的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我们都应当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条件。

　　主持人尹欣：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的一段话：文人总未免感到孤单，更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是文化的本性又是沟通、交流和被理解。我想如果有一天能够真正建立起对文化创造者们的保护机制的话，他们就不用再寻找山水胜处躲避起来，而是会更加气定神闲地为这个社会创造出他们的精神财富。我们期待那天能够早点到来。

　　文化来源于一片苦难土地

　　经济部记者陈江：请问余秋雨先生，如果说您的《山居笔记》、《文化苦旅》是对中国文化的考察，那么《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就是对世界文化的考察。正如您刚才所说，文化人的个体是一个"单间"而不是"广场"。作为"单间"，您考察了这么广阔的文化"广场"。那么，请问您本人的文化来源是什么？

　　余秋雨：我的文化来源其实是一片苦难的土地，这片土地给了我许许多多的空白。从这种缺少来源的状态下走出来，我就更需要了解文化是什么，自己所依存的文化是什么。我所有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对世界文化的考察就是为了在对比之中寻找我的来源。
　　我的考察范围是很广，但和刚才所说的"广场"是不同的概念，"广场"是指一种运作方式，而我们的文化运作方式并不是广场式的。到世界各地，面对那些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我所得到的感受是一种个人的沉淀。我在和罗马的廊柱、伊拉克的城墙面对面中，不断地寻找，这份寻找就是为了进一步认识我们的文化生存方式。
　　我在《山居笔记》里面讲过一句话，一个人出生以后就是在不断地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土地、摆脱自己的出身，最终的目的是在更高层次上把自己找回。然而如果在摆脱中迷失了自己，就是一个悲剧。本山刚才讲得很好，痛苦是不快乐的，但是我们还是得回归，最后回到的地方不见得是自己的原点，那是在更高层次上找回自己。
　　不只是个人，整个人类也是如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不断摆脱野蛮和愚昧，然而在摆脱的过程中，我们不自觉地忽略了周遭、破坏了自然。到了21世纪，才逐渐意识到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这也就表明人类正在更高层次上试图找回自己。

　　面子也是生产力吗？

　　理论评论部编辑李小佳：赵本山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您在演小品的同时，还涉足了足球、影视基地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条产业链。有人就此评价说，这是在搞"面子生产力"，对于这个观点不知三位怎么看？

　　赵本山：从成立本山传媒集团，拍电影，拍电视，到开设本山艺术学院，创立二人转剧团，回顾产业链的形成，收获很大。尤其是二人转剧团，尽管市场竞争激烈，刘老根大舞台还是经常爆满。
　　说起足球，我是不知不觉就粘上了。刚开始我想，董事长，当当就拉倒吧。但为了面子，我就得把我自己搭进去，然后再通过我的面子，帮助足球。面对现在的足球市场，我不是一个救世主，只是我愿意挑战那些"神秘"的、有挑战性的东西。到最后，做的大概是一桩赔本的生意，可能会碰得满头是血，但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后悔的事情。因为我热爱那片土地，我喜欢那里的球迷，我做的一切事情是为了球迷，要真是为了足球，我可不干。

　　曹景行：对电视人来讲，面子生产力，就是使观众接受你，如果观众不接受，觉得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余秋雨：我是第一次听说"面子生产力"这个词。我认为任何文化人、艺术家从事一个自己原本不熟悉的行当之后，最大的冒险就是放弃面子。
　　比如本山，他是一位优秀的小品演员，小品带给他许多资源以及很大的安全感。入主辽足之后，他自然就丧失了这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首先就是面子带来的。
　　我觉得陈逸飞先生就很勇敢，他在视觉艺术上的成就，是基于他放弃了原本作为一位油画家的面子所带来的安全感。任何文化人或者艺术家破除原本的专业定位都是需要勇气的。
　　对此，我自己也有小小的体会，我是在成为教授、做了戏剧学院院长之后才开始学写散文的。在这之前我的专长是学术论文，这对我来说"太安全了"。然而，和大学一年级的女学生一起成为散文新秀，就是一种勇敢。
　　再比如曹景行先生到香港从事媒体工作，也是一切从零开始，的确需要勇气。因此，我认为"面子生产力"包含着这样一种意义，就是每一次往前走，都要承受来自原来的名声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挑战这种不安全、捐弃这种面子上的不安全感，最后完成的就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力。

　　伟大的民族应有伟大的精神产品

　　周末部记者林颖：我想问余先生一个问题，当下文坛有两个热点，一是，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死了"，第二个热点就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说："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请余先生谈一下怎么看待"死了"和"伟大"？

　　余秋雨：二十一世纪刚开始，文学怎么就死了？这个说法太悲观。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正在酝酿期、初创期、摸索期。即使是二十世纪的文学也没"死"，我们现在还在读张爱玲、沈从文。二十世纪前的文学同样没有"死"，人们至今吟诵李白、杜甫的诗句。这种语言也许是有些夸张了，不要做这种先期的审判。
　　哈金说，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伟大的小说。这是当然的，伟大的民族应该有伟大的小说、伟大的诗歌、伟大的精神产品。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创造的精神作品，而只有经济产品，那这个民族的高贵在何处？尊严在何处？

　　"真假"比"是非"更重要

　　科教部记者诸巍：刚才余教授提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有很多的"假"，如假奶粉、假球、假账。您也曾讲过中国企业文化的缺失，是源于中国文化的薄弱。要真正改变这种状况，您能开出一张良方吗？再请问赵本山先生，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您在足球上的投资可能就会血本无归，您对此有什么解答？

　　余秋雨：就像本山刚才说的，我们的文化不少是活在虚假之中的，大家都哈哈大笑。因为我们都习惯了面对虚假，接受虚假，甚至创造虚假，讲了真话反而成了幽默。鲁迅先生也曾讲过这样的话，他在自己的杂文中说，当别人都说他幽默，说他讽刺时，他其实只是在讲真话。

　　赵本山：哟，一不小心就说了句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全场大笑）。

　　余秋雨：生活在一个"假"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有良知的人努力来讲真话，并且不断呼唤"真"，谣言止于智者，希望智者能多一点。
　　除了智者，再有就是寄希望于教育，虽然教育中不免也有假，比如高考中的作弊，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
　　媒体在这方面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过去有一句话叫食言而肥，引用过来作另一种理解可以形容现在有些人往往是带着一大堆谣言过日子。媒体能够破除很多这样的谣言，因此就应该站在真实的立场上，改一改中国的"心灵史"。
　　我们对真实缺少敏感，我们对真假的界限缺少敏感，我们过于在乎是非，而不在乎是非前面那个更重要的标准，就是真假。提升文化人的良知、教育的责任和媒体的道义，这样的组合才有可能改变如今到处泛滥的"假"。

　　赵本山："假"好像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习惯，要想改掉这个习惯就必须有挑战者，挑战者尽管满身是伤，但无疑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如果始终没有正义的人站出来，这种"假"就会变成习惯，变成文化，这是最可怕的。
　　我现在就特别怕自己"上"报纸，自己都不敢看，先得让别人帮我瞧一瞧是什么内容，不好就不看了，怕看了"闹心"。好多话我根本没说过，就给我整上去了。
　　我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小，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真诚地对待生活。我是演员，但我希望我演的是真实的。艺术假如不真实，观众是不喜欢看的。
　　足球这个事可能谁"动手"都会觉得很难，我就用小品的方式来解决。"扮演"这个董事长我也要往"真"里演。足球让大家这么着迷，而我们的足球就是缺乏一种精神。因为缺乏，所以就很可悲，它需要改变，但改变就得有牺牲。对于这种牺牲我不会后悔，即使失败了也无所谓。我已经四十七八岁了，可能再长几岁就没有这种热情了，所以我想趁着还没到五六十岁，再做一点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因为我的心是正的。（图为"文化讲坛"现场记者纷纷提问）

　　演讲篇

　　余秋雨：宏观视野下的文化差距

　　赵本山：牢记我们的文化身份

　　曹景行：文化选择中的媒体专业道义　(刊15、16版)

　　高慎盈 黄玮 顾学文 尹欣 林颖 蒋楠 吕林荫 陈俊珺整理 金定根 张春海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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