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刚刚过去的2004年文坛，不难看到红红火火的“青春偶像作家”、“新概念写作”，层出不穷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木子美现象”，热热闹闹的“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以及众多让人痛心的作秀、剽窃……
　　在这种“闹猛”的表象背后，人们却感受到文学本身的荒凉。大师不再、经典难现。我们很难看到厚重踏实、充满艺术张力、关怀普通百姓情感的作品。
　　岁末，曾创作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等作品的作家陆天明，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自己的文学之路，更意在倾吐自己的文学理念，表达对当下文坛的焦虑和思考。
　　他说：文学不是游戏。文学中不能只有纯粹的“小我”。
　　他说：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历史时期，作家应该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时代变革。
　　他说：当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时候，作家会感到最大的解放……
　　说到激动时，陆天明声音洪亮，挥舞起双手。
　　窗外，白雪覆盖了城市，也覆盖了喧嚣和浮躁，一片澄净、清明。

　　文学确实需要强大的自我。因为文学创作必须个性化，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和思考，

　体现个体的审美意识，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了。

　　记者：提到陆天明，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反腐作家，创作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反腐三部曲。而您在此之前可算是一个纯文学作家，您的创作思路是怎么形成、变化的？
　　陆：我的文学创作是在文革期间起步的。我这三十多年来，走了一个“之”字形。这个“之”字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上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文艺创作泯灭作家的个性，禁锢作家自我，不允许作家展现个人特点和想法，作品千人一面。我对文学的理解也非常简单，认为只有革命和党才是文学。因此，当文革结束后，当我接触到一批有个性的文艺作品时，感觉非常震撼。
　　听邓丽君的歌，我听得浑身发抖———原来还有这么个人化、情绪化的歌。我非常喜欢，可是又很害怕，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就是，歌曲只能体现革命的思想、赞美光辉的成就，怎么能这样唱呢？后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香港歌星张明敏，一边走一边唱，情感自然流露，非常放松。我看得目瞪口呆，十分羡慕。
　　由此，我想到，写作时能不能也只考虑到“我”的感受、“我”的情感、“我”的思考、“我”的灵魂呢？作为文学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进入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境界”呢？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松弛的写作状态，找回文学中的自我。我写了《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木凸》。特别是《泥日》，为了完全听从心灵的指挥，服从自己的命令，我不允许自己有任何故事提纲、人物设定。每天早上，我坐到书桌前，摊开稿纸，脑子里涌现出什么就写什么，完全是想到哪写到哪，写到哪算哪，就这样写了整整三年。
　　记者：即便是在今天，这也是非常“前卫”的创作方法。
　　陆：对，我就是要用非常过激的办法，打破一切框框。不随波逐流，不东张西望，也不去察言观色，而是坚定地、自由地向我的内心走。我通过了这一方法，证明了我能够在文学上发出我的声音，即便在政治气氛浓郁的空气之中，也能有一个文学的陆天明。我几乎用十年时间，找到了我的“文学自我”，获得了一个新的文学生命。
　　记者：由于历史原因，您用十年时间才找回文学自我，恢复文学个性的存在。而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他们一站上文学舞台，就拿起笔来抒发自我，不受别人的约束，仿佛自己就是文学的中心。他们个性张扬，非常自我。
　　陆：年轻一代没有像我们一样走过这段弯路，这是时代的进步。
　　文学的确是需要强大的自我的。因为文学创作必须个性化，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和思考，体现个体的审美意识，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了。这是我对文学本质的认同。

　　当我拿起笔要写的时候，当我张开嘴要吼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想想，我写的这东西，我吼的这一声是不是生我、养我的这些人想听、想要的？
　　记者：《泥日》发表后，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您完全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继续自我，甚至越来越自我，怎么又会去写反腐小说呢？
　　陆：我确实这样搞了几年创作。后来，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引起了我后十年命运的转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所供职的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几部古典名著电视剧，引起轰动。与此同时，北京电视台也拿出了好几部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反响强烈。
　　一个事实清楚地摆在面前，大投资的古典名著受到欢迎，相对小成本的、反映人民生活变化的作品，群众也非常喜欢。我们不得不反思，在拍摄古典名著的同时，为什么不能充满热情地表现当代中国现实呢？这条路，不应该忽略、放弃。于是，写一个当代题材剧本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我的头上。
　　当时，我提了两个素材。一个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范大雷的故事，另一个就是反腐败。后者只有“意图”，没有任何故事，也没有大纲，当时中央刚刚提了“反腐败”，百姓呼声强烈，我就说，我们写写反腐败吧。会上一讨论，大家异口同声———好，反腐败。五个半月后，我写出了《苍天在上》。
　　记者：《苍天在上》是当时较早的反腐小说。同名电视剧一经推出，立刻引起全国轰动，收视率最高时达39%，每天晚上播放时可说是万人空巷。
　　陆：是的，每天我都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达他们的激动之情。从那时开始，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说出自己是《苍天在上》的作者，立刻获得另眼相看。许多老百姓把自己的遭遇反映到我这里来，希望能解决。这一切，给我的震撼非常之大。我开始思考：《泥日》写了整整三年，《苍天在上》只用了短短五个半月，收到的反响却截然不同。虽然这其中存在着传播媒体的差异，但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想了很多。我想到，作为一个作家，我生在这片土地上，长在这片土地上，被养在这片土地上。当我拿起笔要写的时候，当我张开嘴要吼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想想，我写的这东西，我吼的这一声是不是生我、养我的这些人想听、想要的？我为什么只想到，我要写我想写的，我要吼我想吼的？我为什么不去想，我这个“自我”和生我养我的老百姓是什么关系？
　　现实已经告诉我答案了。当一个作家关注了人民，关注了时代以后，人民对你的关注，时代对你的反响是怎样的热烈。这一切，不就是因为你关心了他们所关心的，你吼出了他们想吼的吗？
　　所以我想，文学的内涵应该是———文学从来就不是个人的事业。虽然文学是个体劳动，但文学不是个人的事业，它不是写情书、写家信、写日记，不应该呈私密性，不是自己一个人玩的游戏。文学应该和时代、社会、历史、民族紧密地结合起来。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哪一个只有纯粹的“小我”？人所谓的“自我”，不应该是纯粹的“小我”，还应该包括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中的“大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我也用了好几年时间。

　　请不要否认生活是存在着一种叫“主旋律”的东西的，而且它们在轰动当代的同时，确实也是可以成为经典作品留传百世的。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关注当代主旋律的，我想我没有夸大其词。
　　记者：然而，这一系列反腐败小说得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却受到了评论界的冷遇。有的人甚至说，陆天明不搞纯文学了，写这些重大题材、主旋律，是走捷径，是“投机”。您怎么看？
　　陆：在很多人眼里，文学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远离社会。一旦和老百姓贴得近了、和社会贴得近了，在当代得到了轰动，就不艺术了，就肯定“粗糙”，上不了“档次”。我觉得这种理论是不对的。
　　我们不应回避“主旋律”。任何音乐作品都有主旋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主旋律。你不站在舞台中央，不站在主流位置，不等于这个时代、这段历史没有主流。抗战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时代的主旋律。《黄河大合唱》，就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成了艺术的经典。虽然你可以在别人为民族存亡浴血奋战时去陶醉于柔美的月光，但请不要否认生活是存在着一种叫“主旋律”的东西的，而且它们在轰动当代的同时，确实也是可以成为经典作品留传百世的。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关注当代主旋律的，我想我没有夸大其词。
　　我要强调的是，关注现实、关注当代，是真正的关注，而不是伪关注。真正的关注，就是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关注老百姓的故事，维护老百姓的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变成“美”。作为主旋律作品，反腐小说的创作，道路是非常艰难的。每一部作品的出笼都是非常痛苦的。
    记者：有多难？
    陆：《苍天在上》让我红了，但我当时已经打不起精神来再写第二部，没有心情和力气了。首先是采访的阻力无处不在。我不大敢下生活，也不能下生活。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欢迎你来采访。创作《大雪无痕》时，我到东北只能秘密采访。我以写“反腐败”出名后，一些单位明里暗里表示不欢迎我去采访，有的还暗地里派人跟踪我，有一次过马路我还险些被车撞，大部分采访都不得不在“地下”进行。
　　但是，不让采访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了解到情况。创作《苍天在上》时，民间反腐败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由于改革开放一步步推进，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过去从来没出现过的现象。大家都在关注，都在议论，也都在困惑。一上班，两三个人就开始议论腐败的事情。坐公交车能听到人议论腐败，到商店去，也能听到营业员聊这个事情。于是我有意识地留意、积累。
　　高官、腐败，曾经是文学创作的禁区。然而，作家有表现生活的权利，作家面前不应该有禁区。想要突破这个禁区，不仅要有敢冒风险的勇气，还需要一定的智慧，需要创作者对当代生活有真知灼见，有敏锐的反应，有宏观的把握能力，还要有政治技巧。写《苍天在上》，我特地找来各省领导名单查了个遍，确保没有人和我的小说里的腐败分子同姓。写《省委书记》，为了避免被“对号入座”，特地创作了一个“贡”书记，全国都没有的一个姓。写完后，我满嘴生泡，整个人都肿了，精疲力竭。
　　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是阻碍重重。《苍天在上》在要不要拍，能不能叫《苍天在上》的问题上，就争论了五个半月。在经历这一切困难的时候，大家都是哆哆嗦嗦、如履薄冰，想到能出来就谢天谢地了，甚至开始播出了，还在担心会不会被突然禁播，怎么敢想到“火”？
　　记者：现在看来，《苍天在上》是有生命力的，它受到读者欢迎是必然的。
　　陆：当然我不否认“小桥流水人家”、“不食人间烟火”也是艺术。但不能否认，文学的真谛是表现社会、表现现实、表现历史本质。当作品获得广大读者的时候，我觉得豁然开朗。我不必在评论家面前担心，在同行面前存疑。我虽然仍会惴惴不安，但不再患得患失。在获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的肯定时，我感到又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解放，眼前出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因为我找到了我的支撑和源泉。

　　文学需要第二次“回归”———回归到社会，回归到大众，回归到现实，回归到作家的历史责任。作家应该打开周围的四面墙壁，走到人民中间去。
　　记者：目前，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文学的纷乱和萧条，您认为，萧条的原因是什么?
　　陆：1985年到1995年是文学创作的辉煌期，从1995年后，中国文学开始萎软、苍白。文学期刊没人看，小说、诗歌没人读了。一方面的客观原因是受到影视的冲击，但更主要的是，一部分人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颇———文学越来越“个人化”，从“个人化”走到“私人化”，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玩文字、玩形式、玩技巧、玩叙事方式，甚至玩“不知所云”，就是不玩“应该云些什么”，一部分人越来越认为关心我自己就可以了。
　　因此，出现了所谓的“美女作家”、“少年天才”这两个极端。文学也开始从“上三路”变成了“下三路”———正因为脱离了社会现实，“人性”、“人性”，去掉了社会的“人”，就只剩下“性”了。“性”不是不能写，是很重要的题材。但如果文学最后只剩下“性”，翻来覆去地窥私、描写、卖弄，写得肮脏、颓废，那就成了丑陋，中国文学将走向没落。
　　不关心窗外的现实，必然的一个后果就是灵魂的枯竭。人的灵魂，作家的灵感是要靠生活之水来滋润的。有一位在八九十年代特别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因为严重的肾病，后来，慢慢地写不出东西来了。这是谁也无法逾越的。但现在有一些人是主动去隔绝生活，等于是主动地断绝了心灵之源———不关心窗子外面的世界，结局只有一个：心底里没有激情和火焰了，心灵得病了，头脑缺氧了，当然就会变得苍白，再往后，就写不出来了。再大的天才也没法改变这一点。
　　当代中国正处在巨变的时代，社会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亿万家庭每一天都在产生希望和困惑。读者很迫切地希望能够在文学中看到他们自己的状态和追求。此时，作家如果在一旁袖手旁观，不去参与，不去推动，没有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这种做法，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道德上，应该不应该？
　　如果说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从“泯灭自我”回归到“实现自我”，实现了第一次“回归”，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发展。那么，我觉得现在的文学需要第二次“回归”———回归到社会，回归到大众，回归到现实，回归到作家的历史责任。作家应该打开周围的四面墙壁，走到人民中间去，重新肩负起我们应该负的责任。这样，文学将获得生命，作家也将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
　　记者：许多人说，我们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出不了经典。是因为商业化的影响。人人都奔“利”字而去，都浮躁了。
　　陆：经济运行开始市场化，文化产业化、文学艺术受到商业化冲击，都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由之路。可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商业化的大环境中。他们不是照样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大师和巨匠吗？所以，商业化绝对不是不出文学大师的理由，也不是可以出垃圾、出残次品的理由。文学人只需问自己心里到底有多少文学，头脑里到底还有多少可称之为灵魂和激情的东西，如果没有，或很少，商业一冲当然就得垮。如果有，那怕啥？中国当代还是有优秀作品的嘛。陈忠实不是写了《白鹿原》吗？就是少了一点。咱们慢慢来。作家必须经受住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中国作家一定能写出有历史思考价值的、有思想、有灵魂、有极高审美价值的好作品。
　　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学虽然产生了一批好作品，涌现了一批好作家，但远未达到成熟的阶段，包括我在内还不成熟。当被禁锢的个性被解放出来以后，你能不能不乱用、滥用个性？当时代给了作家一定的创作空间的时候，你将怎样行使你的自由？当一下子走出寂寞，置身于热闹的中心，你是否能提醒自己，沉得住气？我们不能自以为成熟，也不能拒绝成熟。我们能有几个人想好了真正是要为文学献身的？否则，当我们的市场走向成熟的时候，当我们的读者、观众走向成熟的时候，不成熟的作家、不成熟的文学，最终将会被抛弃。自己也会因缺少了走下去的激情和力量而不再“文学”了。   采写 /本报记者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