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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119个农业、林业植物种类被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
截至今年3月底，农业部共受理品种权申请2247件，授予品种权数量538件。据对500个农作物授权品种和申请品种的统计，育种科研与开发总投入为3.3亿元，实施单位获得效益19.7亿元，社会新增效益223.7亿元。
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正是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植物新品种权。
“生命海盗”的启示
有些遗憾的是，我国对植物品种的经济价值，是在受到“生命海盗”侵犯后才意识到的。
被绿色和平组织指责为“生命海盗”的组织或个人，与传统海盗完全不同。他们不是用真刀实枪在海洋上寻找钱财和宝藏，而是利用科学知识和现代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先进仪器从事着物种资源的分析与“窃取”。但结果同样是“收入不菲”。
2000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向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101个国家提交了一份《专利保护申请》，而这项专利源自于对上海野生大豆资源的分析和检测。如果这些专利申请得以实现，要种植或出口这些大豆及相关基因的农作物，均须得到孟山都公司的许可，并缴纳巨额知识产权费。
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上海)分中心负责人介绍，“大豆事件”促使我国加紧研究制定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具有种质资源优势、对农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品种类群，加大了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数量及覆盖面，以构筑我们自己种质资源的保护壁垒。
1999年我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1978年文本”，并开始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当年品种权申请达115件。从1999年到2004年，农业部受理的品种权申请平均每年递增44.9%。2003年，我国已跃居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员国前10名。
尽管当初是一种迫于无奈的被动行为，但在保护的门槛下，我们却挖到了令人惊喜的宝藏。
湖北省宜宾市农科所将“冈优1577”等成果的品种权以1608万元，转让给上市公司隆平高科独家生产经营，创造了我国这一水稻杂交品种独家经营的最高纪录；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农科所享有品种保护权的新品种80%已“名花有主”，共获得现金收益1000多万元，期望收益可达2000万元；上海市农科院的甘蓝型油菜新品种“沪油16”，虽然尚未获得品种权，但由于已经通过初审，具备授权后的法律追溯性，去年许可转让费用已达120万元。
据悉，上海市已提出品种权申请新品种24个，涉及甘蓝型油菜、番茄、康乃馨、普通甘蓝、黄瓜、水稻、玉米、西瓜、辣椒等9个植物种类，已授权的新品种9个。据不完全统计，甘蓝型油菜新品种从知识产权上获得481万元直接收入，推广种植后的经济效益则高达11亿元；玉米新品推广20万亩，产生经济效益1.6亿元；水稻新品也产生了5888万元的经济效益。
种质资源的财富
植物新品种保护，促进了农业的繁荣。美国的先锋种子公司、法国的丽玛种子公司、澳大利
亚的太平洋种子公司都把品种资源研究和新品种选育视为公司的生命线，他们将销售利润的绝大多数用于育种科研，促进快出品种，出好品种。
资料统计，1个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一般需要3年-5年，每年需花费3万-5万元；1个林木新品种最快需要15年-20年，最少需要花费15万-20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在培育新品种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由于育种者自己无法防止他人无偿繁育自己培育的新品种，也不能制止那些不经育种者同意以商业规模出售其品种的活动，因此育种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往往得不到应有报酬。
有鉴于此，1961年欧美一些国家在巴黎签订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从此，育种者可以将他的优良作物品种通过自主生产销售、许可生产、品种权转让等方式迅速推向市场，并利用其在一段时间内对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获得较高利润，实现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
这种变化在中国已经发生。一个月前，拥有世界50%凤梨种源的比利时德鲁仕公司，把部分凤梨新品的母本种源“搬”到上海鲜花港进行扩繁、生产、销售。这使历经20年发展的上海鲜花产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德鲁仕公司此举正是基于中国与之有着共同的法律认同。同样在外地，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强的种子公司正在崛起：山东登海种业，5年内纯利润翻两番；北京奥瑞金种子科技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时仅是一个资产300万元的小公司，现已成为总资产超亿元的大型种子企业。
上海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如粮食作物种质资源1.5万份，园艺作物1.5万份，食用菌近2000份，猪、鸡等畜禽和林木花卉地方种质资源约3000份，还有渔业水产资源300多种。这些都可以通过国际交流、深度开发，“变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财富。
国际压力的促动
相比于“1978年文本”，目前被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1991年文本”明显提高了保护水平，扩大了适用范围。但“1991年文本”，明确将育种者的权利扩大到禁止侵权品种进口，这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育种业发展。
目前生物技术和育种技术的结合，正慢慢地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垄断，这使人们平常吃的粮食都可能在未来成为跨国公司的“摇钱树”。我国必须利用还未加入“1991年文本”的宝贵时间，加速提升国内自主品种权的拥有量和国外品种权的申请量，力争在新品种保护的国际规则制定和调整中赢得主动权。
在今春全国政协会议上，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强调，知识产权对我国这样一个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加快农业向现代化转化的人口大国，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是以植物新品种、农业技术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农业著作权、农业品种商标权的保护等为重点领域，力求管理机制科学化、激励机制合理化、保护制度国际化，以适应全球化的新经济环境，成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最有力的支持体系。
《专利法》保护了发明创造的专利权，鼓励了发明创造，促进了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植物新品种保护则维护广大品种培育者的权益，是名牌农产品的坚强后盾。到去年，我国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仅5年，选育的新品种数量就已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的1/4，不但育种企事业单位从市场上得到了合理的经济回报，农民也因应用新品种而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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