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葛小瑜

　　嘉宾：金重远（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

　　郑寅达（华师大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记者：纳粹主义思潮和军国主义思潮可以说是德、日两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直接祸首，它们都在短时期内兴起，迅速席卷全国，掌控了社会舆论话语权。这些以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为基础的荒谬理论，居然煽动起整个国家陷入狂热，将全人类拖入灾难，应当如何解读这一历史现象？
　　郑寅达：首先，这是德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受到创伤的结果。德国自近代以来，不论是俾斯麦为了统一德国，还是威廉二世为了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都积极鼓吹民族沙文主义，致使各阶层民众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以德国战败告终，这一失败不仅把德意志民族争霸世界的美梦打得粉碎，而且被套上《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形势变化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德国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致使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恶性发展。日本尽管是战胜国，而且在《凡尔赛条约》中分得了一些利益，但是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迫回吐，在国际利益分配中成了边缘国家。
　　其次，当时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在运行中遇到障碍。德国在一次大战后建立了魏玛民主制度，这是很大的社会进步，然而又存在较大的缺陷。它在旧的社会基础之上，引进了过于民主的选举制度，除了造成议会内政党林立，内阁频繁更换外，还引发了民众的“民主疲劳”，即一年内需要数次参加各种民主投票。当这种投票不能解决民众眼前的困境时，更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日本从1924年起，在天皇制框架下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政党间的纵横捭阖、重大事情议而不决，使国家难以应付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
　　再次，法西斯本身具有外在迷惑性。当时的西方社会正陷入困境，处于大调整的前夕，从左翼到右翼，都声称它已垂死没落。法西斯以具有战斗性的变革者的面貌出现，对民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在国际秩序方面，尽管兴起了以威尔逊“和平十四点”为载体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但实际运行的还是强权政治，强国普遍对弱国实施排斥、欺负和宰割。当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还处于反抗强权政治阶段时，很容易就获得了民众支持。经济生活中国家干预的缺失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法西斯的强力干预披上“合理”的外衣。
　　金重远：究其本质，纳粹主义思潮其实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德国本身是一个有着很深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国家。中世纪时期，当法国等欧洲大国已经统一之时，它仍就处于分裂的状态。直至1871年普法战争，德国民众求统一的愿望才最终得到实现。所以，德国人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异常珍惜，对其民族性也就比较看重，从而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群众基础。
　　除此之外，《凡尔赛条约》则是这一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剂。作为一战结束后的“奖惩分配方案”，这一条约明显有欠公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分明是两大敌对军事集团（协约国和同盟国）经过多年明争暗斗而共同酿成的，凭什么只因德国战败就硬要它去承担全部罪责？加上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和骇人听闻的掠夺性，更引发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嗅觉灵敏的希特勒恰好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他站出来公开反对《凡尔赛条约》，并同时宣传他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从而成功走上政治舞台。
　　与德国不同，日本军国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为了掠夺发展资源的道路。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它要向帝国主义迈进之际，世界各个大国的势力范围早已划分完毕。而日本本身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所以，靠武力掠夺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就成了日本的战略方针。而武力至上的结果就是军权的成倍放大。
　　记者：纳粹集中营那种冷血残酷的种族灭绝，日军在南京对平民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抑或战争史上都是罕有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和财富增长，似乎并未让人的精神层次有同比提高，反而酿成了一场同类相煎的浩劫。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应当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如何在物质文明演进的同时，保持人文关怀，实现和谐发展？
　　金重远：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成正比，相反倒置的情况经常出现。
　　德国的纳粹主义思潮不是普通的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种族主义。希特勒鼓吹：亚里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统治其他民族，并消灭其他劣等民族。他把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吉普赛人等等都列为劣等民族，从而为之后的大肆屠杀奠定其荒唐的“理论基础”。同样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核心是大和民族至上论。这些种族优秀论在二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过，种族论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消失。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先后约有100万人被杀；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在巴尔干半岛均属斯拉夫人的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自相残杀；美国的3K党以及黑人权利之争……种族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在21世纪，国际斗争往往会演化为民族矛盾，接着又会与种族扯上关系。种族优秀论的危害有多大，世人都已看到。该理论的根子较深，目前仍有市场，所以特别值得我们警惕。
　　郑寅达：确实，从法西斯肆虐的事实来看，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文精神同样重要。从纳粹主义来看，不少荒谬之处就是滥用科学，忽视人文，将人降低为一般动物，不顾一切地把所谓的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结果，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空间论、低等种族、大屠杀（在人类社会中锄野草）等。相反，由于德国法西斯在从事反人类的活动时坚持所谓的“科学方法”，反而给人以一种荒谬和心酸的感觉。如纳粹在从事大屠杀时，为了做到“物尽其用”，事先要求被害者卸下一切有用之物；屠杀后，再剪去头发、拔下金牙、甚至割取脂肪用于制造肥皂；尸体火化后，还要将骨灰用作肥料。同时，纳粹当局一边在从事大屠杀，一边又拨出经费研究“无痛致死”术。在囚犯走向杀人的“淋浴房”时，拉线广播中竟然还播放着古典音乐。
　　记者：60年后的今天，欧洲一些国家的新纳粹组织、日本少数继续鼓吹皇国史观的极右翼团体，以及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狭隘、极端的排外主义思想，依然在社会上占有部分市场，但其影响力基本上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从社会自我调控机制方面来讲，人类取得了怎样的进步？
　　郑寅达：法西斯的影响力受到控制，最根本的因素，是在二战期间法西斯的真面目得到彻底暴露，民众对之普遍警惕，不少国家在法律上明文禁止法西斯组织存在。同时，在经济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配套措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有力地削减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养料。
　　战后德国的民主化改造进程值得关注。反法西斯国家相互合作，共同打进法西斯的老巢，给法西斯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为战后德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战后两个德国的政府中，非但没有法西斯残余势力，不少还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
　　从战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情况来看，通过联合发展来保证和平、制约法西斯势力，似乎是一条可行之路。尽管“欧洲联合”的思想早已有之，但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初期，法德双方基本上还是准备走“自强”之路，发展各自的民族国家。但在之后的国际形势的推动下，双方都改变了想法，尤其是法国，希望通过合作制约德国，防止它走上复仇之路。实践证明，联合之路是“人间正道”，通过联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既消除了猜疑的根子，又杜绝了“独大”的可能。在联合发展的进程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
　　金重远：德国的新纳粹主义、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等等都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团体。和纳粹主义一样，它们都排外，但是排外的对象和程度均有所不同。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劳动力短缺，所以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始涌入上述国家。但是，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有的甚至停滞不前，于是这些移民就开始显得多余了，相应的排斥移民的呼声也就高了起来。可以说，这只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后遗症，与纳粹时期的种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反思还是比较深刻的。例如德国，他们把发动战争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看成是整个民族的罪行，并为此深深反省。所以，首先从民众舆论上说，类似新纳粹主义之类的民族主义言论是不受欢迎的。其次，政府从法律上规定，宣传种族主义言论是违法行为。这种政府行为再加上民众舆论成为压制种族主义东山再起的双保险。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政府总理。他利用了当时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使之狭隘化、极端化，通过鼓动街头游行、烧毁进步书籍和导演“国会纵火案”等荒唐闹剧，使整个国家迷失在纳粹主义的喧嚣中，法律、理性、秩序荡然无存，终于酿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60年后再回首，尽管一些狭隘与极端的社会思潮依然存在，但不同种族、民族间相互尊重，对偏激言行加以有效的社会调控，已逐步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以史为鉴，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这张摄于1945年1月28日的资料照片显示的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部分幸存者。1940年至1945年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共有110万人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苏联红军1945年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该集中营内的幸存者仅有7000多人，其中包括130名儿童。
　　新华社发

　　

    这张摄于1933年的资料图片显示了狂热的德国人正在焚烧反对纳粹主义的进步书籍。希特勒利用了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纳粹分子逐步夺取并掌握政权营造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