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谢正宜报道:昨晚,在上海大剧院十周年·表演工作坊上海演出季开幕作品《这一夜,WOMEN说相声》开演前夕,一个充满温情暖意的慈善聚会率先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在本报与表演工作坊的主办下,赖声川导演,三位主演方芳、阿雅、杨婷与150位通过本报为青海山区学生付出关怀的普通上海人齐聚一堂。一年前,这150位捐助人通过网络的形式与千里之外的青海失学儿童结成一生情缘,然而,他们彼此之间,全都未曾相识,却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结伴战斗着。而昨晚的这场聚会更堪称一场“认亲会”,不仅让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面对面倾心交谈,也让我们第一次走近了他们……
【缘起】青海情缘结定一年前
“青海、西宁、湟源县、日月乡、兔尔干村,这里的土地气候寒冷,农业收入欠佳,人们主要靠农业来维持生活,所以生活相对贫困,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比起都市,这里的孩子软件远远跟不上,没有最新的参考书,考试用的很多都是手写考卷,每天经常停电十二小时,停电的同时没有手机和电话信号,没有过滤水,洗手都是奢侈的,条件最好的教师办公室,总是放了一盆水给老师洗手上的粉笔灰,一周不换,在慢慢变黑的水里,来来往往的老师都把手浸去洗一洗,为了我们喝水,老师们专门把水烧热了倒在杯子里,杯底还是有一层杂质……当地的孩子们很少课外书,只是靠教科书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在这群孩子里,有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三等奖的,有全国冰心作文竞赛二等奖的,有县里、乡里、市里、省里的各种奖状。就是这样的孩子,每年每个学校要辍学四五个……。”
2006年底,本报记者于青海支教回沪,随即在网上发布了关于当地情况的帖子,却不想,寥寥数千字,竟一夜间牵动了百位热心上海人的心。他们纷纷回贴,征询救助这些贫困小孩的方法,甚至在网络上共同讨论如何一圆他们的“读书梦”。
“捐助方法是这样的,小学生每年200元,中学生每年600元,每个被资助学生都建立一个独立的帐目,由班主任负责开支,家长和学生签名。每学期末与家长清算一次。除了学费之外的钱物,学校不管理,直接转给被资助人。资助人寄钱时先寄到张校长的名下,并写明转给谁,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请在此跟贴确认捐助哪个孩子,好便于统计,避免重复和遗漏……”随着“一帮一,结对子”的捐助方法产生,这些捐助人对照列出的名单,迅速认领了自己的孩子,从此,随着捐助队伍的日渐壮大,越来越多贫困孩子的读书问题得到了最直接的解决,一笔笔沉甸甸的汇款,一封封充满感激的回信,一张张孩子幸福的笑脸,承载着最温暖的关怀,天各一方,却持续传递着。
【现场】这一夜,“WOMEN”说尽爱意
还有半个小时,火爆上海的《这一夜,WOMEN说相声》就要开演了,然而钟声敲过,包括赖声川导演在内的所有主创,依然控制不住要向在座的捐助者献上谢意,久久不愿离席。主创们一齐在签名板上留下心声,心绪难以平复的阿雅更是忍不住写下了“爱心最大”四个大字。
今年元旦,《这一夜,WOMEN说相声》剧组曾组织了一支“考察队”,亲自踏上青海这片贫瘠的土地,并在零下26度的青海高原,迎接了新年的钟声。现场,方芳回顾起当时杨婷描述给她听的趣事,“考察队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过去,杨婷觉得挺没安全感的,还特地买了把剪刀——其实我们只是举手之劳,爱的种子需要播种,爱更需要延伸、需要发扬光大,能帮助别人的话,就应该伸出援手。”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方芳刚刚除下重感冒的吊针,却立即发挥出职业的奕奕精气神。
而“考察队”的先锋成员杨婷说到了青海的小朋友,更是难抑内心的感动:“到了当地,我们去了好几个家庭,和孩子们都接触过。一个个家庭,因为得到帮助,小孩能够读完小学、读完高中,那些家长真的好感动,哭得眼泪直流。我们要走了,他们还一边哭一边说,‘你到我家坐一下吧’、‘你到我家喝口茶吧’。我觉得感动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生命的过程就是给予与接受。”剧组中最年轻的阿雅也坦言,“这一刻我好感动,因为没有大家,世界就不会变大,距离也不会变近。”
“我一直知道捐助的重要性,当社会越来越繁荣,这个也显得尤为重要,它可以给予人更多的能力与爱心,现在站在这里,我真的很感动。我太太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捐助了云南的学校,其实我们捐助都不为作秀,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在默默地做着善事,特意不告诉别人,但是在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又是不对的,你站出来了,就可以启发更多的人,让他们加入,如果是这样,那便完全是值得的,就像‘爱心最大’,让我好感动。”赖声川导演终于也忍不住站起身来,侃起心声。
第一次,他们面对面互诉心声
“我想问一下,加菲猫有来吗,他是哪一位,我想见他很久了”,“我真的很感谢你,感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昨晚的聚会,仿佛是个“认亲会”,彼此在网上相知相识的朋友,生平第一次认识了对方。现场,他们畅所欲言,互相交换名片,一起交流慈善事业,探讨如何将此进行到底。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的大四学生邱龚丽,一下课便冲出了课堂,与辅导员傅老师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现场,原因无他,只为寻求更好的途径,去实现整个院系的慈善理想。邱龚丽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帮助过青海15个小孩,也举办过爱心义卖,并把筹到的3000元善款,全部捐赠给这15个小朋友。我们是学金融的,站在营销的角度,想尽量把资金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可以让更多贫困的小朋友读书,正是把钱用到了刀口上。”二人还与现场的其他捐助者,热心地探讨起救助方案,“今年暑假,我们想组织一批志愿者去青海实地考察,专门针对当地现状,来研究出救助的方案,希望孩子们都能够看到‘山外的世界’。”
【“英雄谱”】
这一夜,我们认识了他们
新婚夫妇慈善是爱
外企职员王先生与周小姐是一对新婚小夫妻,而“慈善事业”则是他们永恒的爱的见证。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深受慈善事业的教育,“我的父母从小就身体力行地告诉我,要去资助更多的贫困学生,他们给我竖立了这样的观念,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孩子,他们人生的路比我们难,比我们苦,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分力量,去为他人做有意义的事。在很小的时候我帮助过一些贫困学生,大学时候也资助了一些人。”巧合的是,作为大学同班同学,妻子周小姐也有一份爱挂念在心头,“我们曾经一个宿舍资助了宁夏一个男孩子,那时他还在上初中,现在应该上大学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一有去宁夏的出差机会,我就会去看他……”
同样的理想,同样的牵念,是两人至今的共同话题,去年,两人一起捐助了远在青海的贫困学生,更是体贴地为学校寄去热水桶,让那些家在远处,中午无法回家吃饭的孩子,就着冷面饼的时候,有一口热茶喝,“平时,我们一起去逛书店,为小孩子买课外读物。还会分工协作,每次一收到孩子的来信,都是老婆负责回信,我负责汇钱。”王先生语中,有无尽幸福。
五根舍不得吃的“冬虫夏草”
没有人知道,新闻晚报总编辑寿光武也是一位普通的捐助人。对于慈善事业,寿光武早已深有感触,“人生除了事业,还能追求什么?社会需要爱,需要传递爱心。我们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作秀,而是切实地感觉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在云南、青海、黄山、湖南都先后建立了希望小学,帮助那些千里之外不相识的儿童,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件小事。”对于这150名认领小孩的捐助人,寿光武表示,“这是第一次切实的接力‘爱’的过程,感谢这些不相识的人,一直以来支持着慈善事业,传递爱心,感谢有那么多好心人的义举。”
而寿光武本人也是200多名贫困小孩其中一位的“父亲”,“我自己也帮助了一个小孩,应该可以说是当中最贵的一个孩子——由于家庭情况特别困难,又患有重病,我特别寄出了比寻常资助更多的款项,”在捐助过程中,寿光武也感受到了浓浓暖意,“今年过年的时候,小孩特地跑到深山,摘采了五根冬虫夏草,寄给我作为新年礼物,我一直放到现在,都舍不得吃,因为一看到它,我就会想到孩子们。”
能够付出就是感激
他们不愿意留下姓名,他们却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举捐助了30位孩子,并每年都支付他们的学费,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延续下去。
令人意外的是,对远在他乡的孩子付出爱意,这对夫妇满心怀有的竟然只有感激:“我们一直想帮助真正值得帮助的孩子,之前也参加过不少捐赠活动,但是都不踏实,不知道帮助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捐出去的钱有没有真正帮助到人。但是这一次,我们觉得很放心,看到孩子的来信,我们更知道我们帮对了人,其实本来这些钱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少,可能我们少买一些东西就省下来了,但是却真的起到了作用,我们觉得很欣慰。”受到帮助的孩子与家长都向夫妇俩捎去了感谢信,但夫妇俩始终没有回信,捐赠的活动却一直进行着,“我们并不是要别人感激,我们自己最大的感触正是感激,只要能帮到人,那就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30位捐助的孩子无一例外都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源于夫妇俩“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小小心思,“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读一年级,帮助他们,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小孩能快乐一样。等我们的孩子再大一些,还能和他们做朋友,我会让孩子们多接触、多交流,或者通通信,彼此都能多了解一下窗外的世界。”
阿姨拿出了“昂贵”的大米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大四学生何牧,是这次捐助活动的代表者,更是2006年最早的青海支教队伍中的一员,多少年来,她和她的伙伴仇尔妮、姜鹏杰、张一帆,这群看起来普普通通叽叽喳喳的普通学生,却一直都怀着“到远处、献出爱”的理想,堪称一支“支教爱好者小分队”,“高中的时候就去过大别山,大学的时候又去过云南,这次去青海是第三次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可以看到城市以外的事,也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生活。”在青海支教的时候,何牧印象最深刻的便是教孩子们上音乐课,“那里的孩子口中唱的仍是祖祖辈辈们唱过的民谣,我们教授的一些歌,他们都觉得很新奇,认认真真地反复学着,唱着,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天,他们一齐目送着我们离开,远处,传来的正是那首歌,嘹亮的歌声。”
而另一件让何牧至今难以忘怀的,便是当时在老乡家中借住的经历,“高原地区,大米很罕见,普通人都是吃粗粮,但是我们来了,马家阿姨怕粗粮太硬我们会吃不惯,特地拿出了大米煮给我吃,平时他们也只在过年时杀猪吃肉,但是那天,却特地包了一顿鲜肉饺子,也许让我们牢记在心的,就是这样琐碎的小事。”